1949～1966年中国文物保护政策的历史考察

1949～1966年是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初步创立和发展时期。建国初期,针对大量文物流失和遭到破坏的局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建立起了文物保护的正常秩序;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为有效解决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文物保护政策开始向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但50年代后期文物保护被烙上了大跃进的痕迹。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60年代初期经过调整重新走上正轨,这一时期出台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为有效地保护文物确立了政策依据和法规保障。     

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6年)

1949— 1 966年间 ,侨汇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 ,侨汇既是国内近千万侨眷主要或次要的生活来源 ,也是国外广大华侨与祖国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 ,又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需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 ,在“文革”前 ,争取侨汇工作不仅被认为是我国侨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且侨汇工作还对我国侨务政策的演变产生了不容轻视的影响。     

1949～1966年广州冬防制度及其对城市消防的影响

冬防制度是广州地区一项历史悠久、深具地方色彩的法规制度。它执行的时间范围大体在每年农历春节前后,以维护社会治妥、确保市民安度春节为核心内容。冬季为广州火灾的高发时期,冬防制度除了维护社会治安,火灾消防也是其重要任务。1949～1966年广州冬防制度在预防控制火灾,保障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1966年浙江省博物馆事业回顾

1949年以后,中国博物馆事业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一样,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浙江省博物馆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近17年的努力调整和改造,成为人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本文对这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描述和总结。     

1949—1966年陕西省博物馆的变革与发展

1949—1966年是陕西省博物馆的重要建设时期,其由民国时期的省立博物馆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区示范性博物馆,又随国家行政区划调整回归省级中心馆,期间经历了馆名更改、馆舍修整、藏品扩充以及与其他机构合并等一系列体制性变革,重新树立了博物馆人民观,打破了原有古物陈列观,采用大众化教育的陈列模式。调整后的陕西省博物馆融入社会主义博物馆体系,获得了新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博物馆建设的一个历史缩影。     

形塑国家与教育大众：故宫博物院1949-1966年展览工作的综合考察

展览是新中国初期（1949-1966年）故宫博物院参与国家政治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工作成为一项由国家领导并获得全国支持、体现国家意志、适应现实建设需求的“国家行为”。此间,故宫博物院在院内举办常设与临时展览共计二百余个,基本形成了“古今中外兼备”的综合性展览特色。具有鲜明民族叙事特色的展览,肩负着形塑国家与教育大众的使命,成为面向广大民众开展政治与文化教育的有力工具。对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展览工作的综合考察,不仅可以管窥新中国初期博物馆独特的“使命型”基因,也能为文化遗产的“古为今用”提供借鉴。     

彭德怀1966年永川煤矿考察记

在“文化大革命”的黑风恶浪即将袭来的1966年4月，被谪居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的彭德怀元帅，专程来到永川花果山煤矿进行“亦工亦农换工制度”的考察。     

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职工人数增长了127．14万人。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20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主要来源于毕业生(高达72．28％)和复退军人,其他人员皆因“身份羁绊”难有机缘。这一期间,因上海从事第二产业人数及比重持续上升,终于使上海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     

1949—1966年工矿地区图书发行工作探析

工矿地区的群众始终是党和国家开展图书发行工作的重要对象。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力量所限,工矿地区的图书发行工作主要采取流动供应方式;随着发行力量的不断增强,尤其是大规模经济建设对相关图书的迫切需求,在工矿地区发行图书的内容、数量和形式日益丰富,新华书店工矿门市部与书亭、工矿图书馆、义务发行员和流动供应图书相结合的发行方式逐渐成为主流。在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与管理下,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国营图书发行机构将内容多样、种类丰富的图书送到工人读者手中,在加强政治宣传、提升工业产量、推动技术进步和满足工人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1966年中国成人扫盲教育的历史回顾

《夫妻识字》歌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夕,40年代的扫盲运动刚刚兴起时候广为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气象一新,开始了国家的建设。这个时期,所面临的第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教育面向群众这一课题。这时的人们,人人心中都燃起了新的希望,嘴上唱着这首《识字歌》参加到扫盲教育活动中。然而,建国50年后的今天,扫盲工作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改革开放后就三次颁布有关扫盲的法律,更大声势地倡导扫盲活动。这里,我们对新中国建国以后的成人扫盲教育工作进行历史性的回顾。一、建国初用的扫盲教育（－）扫盲教育体制住立前的准备由于中国的抗…     

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中国的出版与大众阅读

1949-1966年,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发行与阅读逐步展开.一方面,以1949年、1955年和1958年为节点,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和各界群众积极阅读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将之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入门书籍或辅助书籍.这一时期在全国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提高了读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帮助读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认识客观世界,也增强了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1957～1960年南阳专区信访工作的教训

三年大跃进使南阳专区非正常死亡和外逃人数多达上百万,其中仅1960年就锐减约70万人,为上年底总人口数的约11%。正由于此,1960年11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时,南阳是仅次于信阳的重灾地区,除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坐镇南阳指挥抓运动外,国务院也下派     

北影的第一次辉煌(1949年10月—1966年7月)

北京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49年4月21日,原名北平电影制片厂。1949年10月1日正式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成长,现在北影厂已经经历了整整50个年头了。一、初创期成绩显著北影厂初建时,它的人员构成,一部分来自东北电影制片厂,一部分来自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技术人员,一部分是国民党原设在北平的中央电影企业公司第三制片厂的员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同中国共产党早已休戚相关,同舟共济。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外地从事电影工作的驻北平办事人员,构成了二百多人的一个小厂,田方任厂长,汪洋任副厂长。北影厂在1949年到1966年的…     

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

1949～1959年,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而且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群众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同时,党和政府也积累了丰富的卫生工作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研究

弱势群体一般是指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被国家和社会纳入救助范围的社会群体。1949～1952年,中国弱势群体主要包括灾民、失业者、妓女、乞丐和孤老病残等,其存在原因首要的是自然地理因素,其次是社会转型因素与历史遗留问题。弱势群体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初始选择。     

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分析

一、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和成绩（一）历史过程的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３０年中,随着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城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１９４９～１９６０年,是城市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城...     

1949～1950年北京市的移民工作

1949年,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北京虽然失业人口与解放前相比已经减少了许多,但由于各项事业刚刚起步,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没能得以根本解决.失业人口由三轮车工人、无业的都市贫民、生意不好的摊贩和过去敌伪机关的职员以及逃入北京的灾民组成,另外,常住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也是造成失业人口增多的原因之一.     

1949～1952年上海市的识字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对成人识字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全国各地都开展了识字教育活动。上海市作为全国人口密集度和社会复杂程度较高的城市,其识字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上海市的识字教育采取了政府主导、民间力量深度参与的以民教民方式,最终形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识字教育活动。     

博物馆与传统庙宇建筑(1949-1966)

1949-1966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新博物馆建设是时代迫切的任务,但囿于国力,难以展开大规模的新馆建设,而数量众多的传统庙宇建筑因其特有的公共空间性,成为博物馆馆舍优先再利用的主要建筑类型;另一方面,在新的文化体系建构中,多数传统庙宇建筑被贴上了"封建迷信"的负面标签,被列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后文化行列。此时段博物馆建设者虽然巧妙地利用了传统庙宇建筑特有的公共空间,将之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场域,部分完成了传统庙宇与博物馆的角色置换,但是,整体上仍然无法有效融合两种空间的差异性。     

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研究(1949-1966年)

论文选取1949-1966年间的归侨体育人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群体的形成原因、群体的基本特征、主要贡献,力图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力量、侨务政策、社会经济变迁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下,归侨竞技体育人才所承载的特定历史使命、归侨竞技体育人才群体面对社会转型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体育人才与中国发展之关系.归侨体育人才群体的形成,主要缘于国家动员形成的巨大拉动力量、东南亚局势动荡促成的外在推动力量,以及国家认同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群体的规模与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回归时间峰值化、空间特征区域化、回归通道社团化、来源构成多源化等特征;群体的贡献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扮演的多重角色:首先,筚路蓝缕,成为推动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特殊海外力量;其次,言传身教,成为指引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幕后英雄;最后,在“文革”中,他们开始跨国流动,走向更为广袤的空间,推动了竞技体育在更大范围的传播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