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学的开拓、发展与中华法系的复兴——张晋藩先生学术访谈录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建设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及法律史学之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以1982年宪法的公布实施和1997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为标志,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2年为恢复阶段;从1982年到1997年为全面发展阶段;1997年以来为全新发展阶段。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必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必须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必须把立足中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结合起来;必须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     

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努力开创鹤岗地方志工作新局面

<正>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国务院令,颁布施行《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部关于地方志工作的国家法规。《条例》的制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和"要重视     

动态创新拓展——中国法制史课程“721教学改革方案”的探索

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体系改革虽然近年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法学教学改革的系统工程中,仍属"滞后"。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改革,建立一套静、动结合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从而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学专业应用型、复合型的新一代人才。     

我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问题研究

中国法制史是我国法学教育中必须安排学习的科目,这一科目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中国法制史所教育的对象是什么还存在着一些争议,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应当看到,中国法制史所关注的不应当仅限于法律相关的制度问题,还应当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同时,中国法制史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而是与其他学科,比如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学史有一定的交叉和联系,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还应该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学史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关注。     

毛泽东为“法治中国”奠基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堪称我们今天“法治中国”的历史奠基人.他在废除国民党旧法统的基础上,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立法运动,特别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订,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人治历史画上句号,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纪元.     

我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问题研究

中国法制史是我国法学教育中必须安排学习的科目，这一科目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中国法制史所教育的对象是什么还存在着一些争议，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应当看到，中国法制史所关注的不应当仅限于法律相关的制度问题，还应当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同时，中国法制史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而是与其他学科，比如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学史有一定的交叉和联系，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对象，还应该对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学史进行必要的研究和关注。     

新方志见证基层法制建设历程--以广东新修方志为例

与历代志书相比,新志书将政法作为独立门类加以记述,这是方志体例一大创新,也是对传统方志体例的重大突破,是一项开拓性工作。新志书重点记述了公安、检察、审判和司法行政等法制建设发展情况。但新方志对法制建设历程的记述普遍存在过于简单化、表面化的问题,因此续修新志书时,应充分总结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究新中国法制发展的深层原因。     

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

<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并非自20世纪80年代始,因为20世纪初期社会史研究曾一度兴盛,但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段时间被中断,因此,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史研究,学界称之为"复兴"。但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不仅"复兴",而且实现了新突破,呈现出朝着中国社会史学科体系化努力的态势。回顾近些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学界对社会史的理论认识并不一致,呈现出两种鲜明的思路,即宏观社会史与微观社会史。宏观社会史以宏观社会为单位,力图揭示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即包括政     

彭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制建设的起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出台内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避免重演"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适应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1979年,刚刚复出的彭真同志受中央委托,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领导草拟出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各级人代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并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在停顿了十几年后迈出的重要一步.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记述彭真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内幕.     

英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新作-《英国法制史》评介

最近读到程汉大教授主编的《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 2 0 0 1年出版 ) ,为英国史园地新添的这一成果倍感欣慰。记得几年前程汉大先生刚出版他撰写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的时候 ,我曾经对作者表示 ,如果在他的书中多讲一点法制史就好了。没有想到 ,没过多少时候 ,一本英国法制史的     

也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演化路径——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和汪青松先生商榷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演变,有"三阶段"说,也有"四阶段"说。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赵凌云、张连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以下简称"赵张文")一文就持"三阶段"说。他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为第一代发展观,其特征被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改革开放以后直至1994年这一阶段为第二代发展观的     

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历史演变

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从1889年到戊戌维新之前,是其"新中国"构想的第一阶段。此一阶段的"新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概念,是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开辟新地域。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新中国"构想主要体现为大力宣扬变法维新,希望通过改良方式变清王朝为君主立宪国。这是他"新中国"构想的第二阶段。这时的康有为开始从国家体制着手,他构想的"新中国"是资本主义式的君主立宪国家。民国时期,康有为多次使用"新中国"一词,拟定新中国政府议章和新中国宪法草案。这一时期,他的"新中国"构想主要是倡导虚君共和制,明确政府职责及宪法。康有为"新中国"构想的内涵始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救亡"始终是其"新中国"构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每一阶段"新中国"构想的内涵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追溯先辈之识见: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与“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诸多问题上,不少学者对先前的主流意见提出了挑战,发表了不同于教条主义的见解,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对话与争鸣。然而,如果将学术史不是仅仅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是扩大视野,拉长时段,往回追溯,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新"观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学者提出乃至进行论证了。即便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虽然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入,但严肃或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并未间断,仍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主流意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新时期以来的"新"观点亦极为相似。如果没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不了解这一学术源头,而动辄自称为"原创"性研究,就是一种缺乏清醒的自大了。在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不妨放慢脚步,在前行的同时适当回顾,反思之后再往前走。只有如此,学术之路才能脚踏实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     

刘大年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正>刘大年(1915—1999)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传承和创新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五老"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理解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以及该核心所涉及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认识、对历史研究对象的归纳、对研究私有制时代历史基本方法的把握、对历史研究根本任务的确定,对于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历史学如何成为科学,而不是历史学如何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他当面跟我讲过。那是1997年8月底9月初在北京他的寓所,我对他进行为期一周的访谈结束时,他     

董必武对民族法制工作的重要贡献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十分重视国内民族问题,在协助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处理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同时,在民族法制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精辟论断,阐发了许多深刻思想。董必武的民族法制建设思想不断充实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行及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至今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深入研究董必武的民族法制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且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轨迹与前瞻

建国以来,新中国法制建设经历了开创时期、曲折发展时期、遭受全面破坏时期、恢复和发展时期四个阶段。反思这半个世纪的共和国法制建设史,历史将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警示和经验。只要我们铭记历史警示和经验,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法制建设之路不断开拓、继续前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关于元代出军的两个问题

出军,本为从军出征之意①。出军作为一种刑罚的名称,基本沿袭本义,被判出军的罪犯,一般都被放至远方,从军出征。元代出军惩治的对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主要是普通的重罪罪犯,一般为免死的或降死一等的重罪犯人,此外也包括部分犯罪的皇族王族贵族②。出军虽只是一种惩治的手段,但在古代中国传统的刑罚体系五刑制下,在国家的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却是值得关注的。近年来,在元代法制史的研究中,对出军问题也有所涉及③,出军的部分问题已有所阐发。本文略去了这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因为有关史料的缺乏,相关问题的模糊,对元代出军…     

“口述改革开放”征稿启事

正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回顾40年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保存有价值的口述资料和回忆文章,总结和研究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全面、生动的了解,我刊特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口述改革开放"稿件。     

“口述改革开放”征稿启事

正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为回顾40年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保存有价值的口述资料和回忆文章,总结和研究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使人们对这段历史有更加全面、生动的了解,我刊特面向社会各界征集"口述改革开放"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