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政府忙于掠夺胜利果实,无暇顾及惩治汉奸,直至9月下旬,才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至年底共捕获4291人。从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南京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判处14人死刑,其中有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大汉奸袁履登受审记

1946年5月15日,上海高等法院又一汉奸案公开审理,由于此次事前并未公布,所以旁听席上人员寥寥,这反而更衬托出整个审判大厅的肃穆与庄严。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陈璧君服刑记

一、始终追随汪精卫,终至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 八年抗战落下了胜利的帷幕,汉奸头目纷纷落网,汪伪政权第一夫人陈璧君也于1945年9月12日,在羊城被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与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设计诱捕归案。     

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

李公朴被暗杀案发生在1946年7月11日的晚上。李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在云南省昆明市区的街道上被特务枪杀。回顾1936年11月22日,上海发生救国会的“七君子案”,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邹韬奋等七人被蒋介石逮捕,轰动全国。当时,李公朴是反蒋的革命民主力量的人物。     

淮北根据地纠正淮中、泗阳两案述评

1943年秋的"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是淮北根据地整风期间因反特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两起错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在两案发生后,由边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主持重新进行审查,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查清了两案真相与案件制造者的错误.边区党委作出决定,完全推翻了两案原有的不实结论,对受到牵连的干部群众予以公开平反,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边区党委对淮北两案的有力处置,排除了"左"的错误的干扰,保证了淮北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为根据地的全面发展和实现战略大反攻打下坚实的基础.     

留守北平,父亲张自忠不得已的奉命

今年是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70周年。张自忠23岁从军,后随冯玉祥,官至西北军师长。他真正出名是从1933年3月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战开始,但1937年发生了让张自忠被误为汉奸的两件事:4月,张自忠率冀察国外旅行团访问日本;7月28日,张自忠奉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市长等职留守北平。此后,他逐渐被加上了汉奸的骂名。从奉命留守到抗日殉国,张自忠将军经历了哪般人生沉浮?对此,张自忠将军之女、87岁的张廉云老人首次谈起了父亲在北平留守期间的历史细节。     

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

正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政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一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     

战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综述

引子:从一起战后对日诉讼案件的一审胜诉说起时间:2001年7月12日地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院审判厅内座无虚席,法庭正在审理一起特殊的案例——中国公民刘连仁状告日本政府案。刘连仁是当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问被日军强行抓往日本的一名中国劳工,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特遇,逃往深山,在日本战败后仍过了13年与世隔绝的“野人”生活,直到1958年被     

我所经历的“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及平反

"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起因于两篇文字,即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和因此文引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此案定案于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由此,"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宣部被解散,部领导陆定一等遭到了迫害。此案曾被认定是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铁案。     

本刊启事

本刊１９９８年第２期刊载林治波署名文章《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作者根据公开发表的史料,在文章中出现“汉奸戈定远”字样（见该期第２３０页第１７—１９行）。现从有关方面了解,抗战期间,戈定远被国民党派往伪军从事反间工作,不作汉奸论。现作者来函提出更正,本刊同意作者更正。特予说明。本刊启事     

郝鹏举投靠汪伪的结局

抗战后期,在徐海一带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来郝鹏去郝鹏何必多此一举",下联是"老汉奸新汉奸都是一丘之貉",横批"遗臭万年"。曾前后就任汪伪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苏淮特别行政区保安司令的郝鹏与郝鹏举,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奸。前者是老牌汉奸,因年高体衰,办事不力,汪伪中央只得委派年富力强的新汉奸郝鹏举接替郝鹏(郝鹏生于1881年,年长郝鹏举22岁)。     

秘炸汪精卫墓始末

1946年1月21日,在南京中山陵附近梅花山上的大汉奸汪精卫墓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此事在当时并没有公开报道过。 据有关资料记载,汪精卫墓秘密被炸的经过是这样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准备还都     

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民国时期政治忠诚观念的个案研究

在抗战时期通敌投日的人物里,陈公博(1892—1946)是一个特例。他虽然在抗战的最后一年,当上了南京伪政府的主席,并且因此在战后被认定为头号汉奸,受审伏法,但他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根据他自己和其他同时人的说法,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这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     

蒋阎如此惩汉奸

1946年国民党蒋阎政权曾在大同演出了一幕惩办汉奸的丑剧,当时我也在被惩办之列,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一想到此事,仍然使人感到啼笑皆非。 视汉奸为“功臣”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曾给日方充当过爪牙的大小汉奸都胆战心惊、朝夕不安。在大同地区,大汉奸害怕被惩办,小汉奸顾虑失业,一些血债累累的匪特则早已携带细软借机逃窜,情况十分混乱。不久蒋介石下令,命各地敌伪人员坚守岗位,不能擅自移动,并声称国民党的方针是:“只论     

谁杀了杨永泰?

刺杀杨永泰一案由失业的黄埔毕业生杨尔谦等人策划组织实施,他们此前已刺杀唐有壬,还密谋刺杀张群甚至蒋介石。他们自述暗杀理由为这些官员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亲日派"。戴笠调查刺杨案发现胡汉民派的刘芦隐为杨尔谦提供了资金,刘芦隐因此被逮捕,并被指控是出于嫉妒而主使杨尔谦等人刺杨,但刘芦隐本人一直否认对刺杨一事知情。通过对杨尔谦人际网络的梳理,可以发现他除了接受刘芦隐资助外,还与王亚樵、陈铭枢等反蒋人士都有联系,因此,刺杨案背后确实有反蒋派系的因素。刺杨案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政治暗杀盛行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日本侵略步步进逼下"亲日派"失去民心、"反蒋"与"抗日"合流的大趋势。     

许建国:结怨江青,入狱七年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在一次接见天津造反派组织的大会上,点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的名字．公开说他是“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当时,她所说过的话,人们不敢怀疑：她所做出的批示,掌握着一个人的命运。自此,许建国横遭迫害,入狱达七年之久,人生跌入谷底。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保卫战线功臣许建国光辉悲壮的人生

许建国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叱咤风云、功绩卓著的人物,是我国保卫和情报工作的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十年动乱中被长期关押,受尽摧残,于1977年含冤负屈病逝。屈指算来已整整二十年了。我们俩曾先后担任过他的秘书,他的高风亮节使我们深受教益,至今怀念不已。党国英杰,无私无畏,一代忠良功垂青史。被白发,系狱秦城,魔蹈中天,饮恨离尘世;人民卫士,有胆有识,半生戎马誉在津申。覆红旗,移骨宝山,春回大地,挥泪祭英灵。这副挽联是1979年春,我（韩大南）应外交部干部司邀请由沪赴京参与许建国的平反昭雪工作时写下的。不久,中共中…     

审判老牌汉奸殷汝耕

正所谓老牌汉奸系指在七七事变前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领土和国家利益的汉奸卖国贼。1932年3月1日,日本在我国东北辽、吉、黑三省制造了傀儡政权——"满洲国"之后,吞并华北五省就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日军中的"中国通"板垣征四郎、多田骏与土肥原等都主张采取政治诱降的策略,诱导华北地区效仿"满洲国"模式,拥立一个"华北王",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其后,由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为北洋余孽张敬尧拨款30万元,令其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