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起义”的甄别与研究——兼论反社会武装和反政府武装

张泽咸和朱大渭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共收录了537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民战争史料。编者根据当时的理解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农民战争,包括汉族农民起义以及汉族和少数族人民联合起义;第二类为少数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战争;第三类为包括盗杀太守、奴杀主、亡命抢劫、兵变以及少数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某些事例。经过三十年以后重新分析研究这些史料,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反社会的土匪强盗活动和反政府的武装集团叛乱两大类。中国古代没有农民这一概念,只有士、农、工、商四民,四民中的农包括现代意义的有地的地主和自耕农,而不包括无地的雇农和佃农。所谓的农民是现代人虚拟的一个概念,而起义只是人们对反对暴政和暴君的反政府武装的一种褒奖与赞誉,甚至是对某些土匪强盗的褒奖与赞誉。所以,所谓的农民起义应该被称为民变或民乱,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说法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种偏见。     

19世纪的地方政府与荒政——兼论李鸿章在直隶的赈灾活动

本文认为在19世纪地方财政不足,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又不大的情况下,赈灾力度不足和达不到理想结果应是常态和必然趋势.李鸿章通过自身影响和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这种趋势,但不可能彻底扭转,因而各种救灾活动不可能达到理想结果.但绝不能以此否定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期的赈灾努力.相对于其前后任,李鸿章筹得的款、物最多.赈灾达不到理想结果,更多的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试论流动人员档案管理方面的思考与建议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流动人员数量在不断攀升,导致其档案管理工作也出现了诸多新的难题,因此,加强新形势下的流动人员档案管理迫在眉睫,这是当前人事档案工作的重点,也是人才资源开发的主要工作,是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人才合理流动与配置的主要工作。     

试析富农阶层的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内容提要 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路径,或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富农阶层的动态特征和一般情状。富农阶层的总流动率和上向流动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富农的代内流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揭示着时代进程的历史特征。革命主导下以变革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为目标的社会改造运动巨浪迭起,富农阶层由此发生结构性流动。富农的生成及其存在,对于乡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而言,始终是既具有内驱力也有着引领性的社会力量。在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通过富农阶层流动的个案分析,或许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     

论16—17世纪俄国向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

自16世纪中叶起,由于地理及经济因素的驱动,沙皇俄国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方扩张,至17世纪末基本征服了西伯利亚地区,奠定了现代俄国疆域的基础,对俄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暹罗陶瓷代币的解读——兼论其折射的华工形象

正暹罗即今泰国的旧称,在古今海上丝绸之路中都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中暹(泰)之间的文化经贸合作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曾三次到达暹罗。自古以来,华侨下南洋谋生,暹罗就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随着19世纪暹罗经济的蓬勃发展,华人移民的步伐迅速加快,"到了下半叶时,一种有组织的预付船票应运而生,导致大批劳工移民的涌入,到了19世纪末,暹罗华人已遍布各地。"[1]     

论“隆科多案”与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

＂隆科多案＂原本是清政府内部政治斗争,但隆科多是清政府派往边界谈判的首席代表,＂隆科多案＂中雍正将隆科多撤职是导致清政府谈判失利的直接原因,对于清政府来说,《布连斯奇条约》本质上是一个失败的条约。     

19世纪西人在华博物馆的两种类型——兼论中国最早的博物馆

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创办于澳门的"驻华大英博物馆"。此后,来华西人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博物馆,成为中国人认识博物馆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起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博物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西人在华博物学研究密切相关,以自然史收藏和研究为主要目的的自然史博物馆;另一种是科学技术博物馆,此种类型又可细分为两种,即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以科学传教为主要目的的博物馆,以及其他西方人士创办的辅助学校教学和科学教育的博物馆。通过这种分类,先前看似孤立的历史节点被有效地串连起来,从而展现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西方在华博物馆史。     

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论16—18世纪澳门的历史地位

自１６世纪开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一方面,使东方国家成了它们侵略和掠夺的对象,给东方国家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日渐增强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澳门作为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租占的通商口岸,在沟通全球贸易,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特殊的枢纽与门户作用。一明代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乘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骚扰之机,勾结中国海盗,混入澳门。之后,又利用武力和贿赂明朝地方官吏的手段,并借传教为名,租占了澳门。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方志与自然灾害——以14—16世纪宁波旱灾为中心

地方志文本中存有大量自然灾害相关资料,本文对其中14—16世纪宁波自然灾害相关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旱灾是该时段宁波发生最频繁的自然灾害。其特征为较少危害全境,局部多发且分布严重失衡;持续时间长,伴生灾害多,对本地社会与民众生活影响大。     

如何界说16世纪英国经济发展程度——与《论16世纪英国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其影响》商榷

英国经济在 1 6世纪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还不能以现代经济学术语“经济一体化”界说。此外 ,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和开放性的对外贸易体制 ,且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相比还占据较大的优势 ,不能以所谓的“乡村经济依附于城市经济的‘新型’城乡关系”概括。为此 ,与《论 1 6世纪英国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其影响》一文商榷。     

试论徐和群舒青铜器—兼论徐、舒与吴越的融合

本文根据青铜■形盘的发展变化,对群舒地区青铜器进行了分期,分析了各种器物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而时徐国青铜器群作了初步的界定,并分析了其中的兽面鼎的来源及其流向。最后,还对徐与吴越文化的融合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安重根与20世纪初叶的东北亚——兼论东北亚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的战略地位

20世纪初,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在东北亚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日俄战争后首任统监伊藤博文成为朝鲜的太上皇.在此山河破碎之际,朝鲜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枪杀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义举震惊东北亚.日本为实施对外侵略扩张而制定"大陆政策",其第一脚即踢向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目的,就是要阻止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把侵略战火逐步扩大到东北亚地区的"大陆政策"的实施.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东北亚既成为日本的物资供应基地,又是军事侵略的跳板,起到重要的战略作用.东北亚地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和将来,在世界上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19世纪英国食品安全问题——兼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食品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是目前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在19世纪的英国,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工人涌入城市,英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论16至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关系的实质

本文考察和分析16—17世纪中亚国家与俄国的关系及其历史背景,指出在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实质是平等互利。这种关系得以维持是与双方的经济实力分不开的。中亚国家与俄国在16—17世纪的交往是中世纪中亚与东欧关系的继续。     

城市建成环境对流动商贩空间分布的影响——兼议摊贩疏导区的规划选址

非正规经济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城市景观,本文以北京朝阳区为研究范围,利用流动商贩和POI等大数据,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摊贩空间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①高密度的消费需求是引致流动商贩集聚的首要原因,尤其是在正规商业较为缺乏的区域,流动商贩的高发态势尤为明显,政府管制没有也无法遏制这一非正规经济现象。②相较于道路网络的通达性,街区尺度的宜人性和城市功能的多样性更为显著地促进了商贩集聚,因此小巷支路是疏导区选址的理想场所。③不同用地类型对各时段的商贩空间分布具有差异化影响,可考虑在特定用地周边设置固定型、临时型等多种形式的疏导区,以实现各类城市功能的兼容并包。     

清代商人组织的概念分析——以18—19世纪重庆为例

"行会"这一西方近代学术概念对中国商人组织历史研究具有长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组织是中国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反映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特定过程.本文以重庆为中心,结合巴县档案等材料,分析了重庆历史上的"行"、"帮"、"会馆"、"公所"以及神会等不同组织概念的历史内涵,提倡在中国文化与社会环境基础上理解和解释中国商人组织的制度变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