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打乱了其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以往的对华政策;在明确情况后,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事变后,中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日本政局也出现大动荡.林内阁期间,主要以"佐藤外交"修改以往的对华策略,但并未根本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佐藤外交"夭折后,近卫内阁又回归于广田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之路.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

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事变发生之后 ,直到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继续以分裂中国为扩大侵略的前导 ,而中国的政局则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双向特性 ,即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但是 ,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日情绪 ,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换的希望。最终 ,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统一代替了分裂 ,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     

“独走”背后:九一八事变与“满洲事件费”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①经过长期的酝酿与谋划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在侵略扩张欲望无限膨胀的驱使下,日本天皇和军政高层不但没有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动进行阻止,反而使侵华战争向更为严酷的方向发展。以此为起点,持续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和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轨迹。     

海耶与“德满协定”

从日军 1 931年 9月 1 8日强占沈阳、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到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在 1 933年 2月 2 4日的国联大会上通过 ,因日本侵华而引发的远东危机延续了一年半之久。这场远东危机最直接的后果是 ,日本用武力粉碎了华盛顿体系 ,打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它标志着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的结束和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开始。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 ,中日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然而 ,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也已经在德国粉墨登场 ,并开始毫不掩饰地重整军备 ,这更…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用了不到6年时间,将局部侵华逐渐扩展为全面侵华,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战后日本不少论著为此阶段日本侵华政策及侵略行径进行辩护,其主要论调有:“九·一八”事变的真正起因     

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评论——以与“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关联为中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对事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评论。关于蒋介石的生死与中国的命运,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张蒋介石身亡将导致中国分裂,或者认为中国将维持统一,或者对大陆政策和"中国统一化论"均提出批判。一些论客强调"赤化"的威胁,而左翼论客则重视"人民战线"的进展。蒋介石归来后,日本舆论界形成"中国统一"的大合唱,并要求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有所反省,从而引起了围绕"中国统一化"的讨论。这些评论深化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却未能克服日本外交战略的根本矛盾,从而未能对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起到批判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三个月之间,我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大土地和同胞完全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一贯坚持侵略中国的所谓“满蒙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它灭亡中国的严重步骤,终于导致了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从战争进程和范围看,“九一八”事     

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续)

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无疑是导致他与共产党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虽然出现了回潮的现象,但北伐军北上所过之境,包括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所过之江西、福建等省,工农运动仍旧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其实颇为矛盾。     

蒋介石从"三二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

蒋介石从“三二0”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了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其实,蒋介石并没有像以往一些著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0”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的态度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     

档史结合 论从史出——《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余谈

渠长根同志的《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关于这部史学专著的酝酿、写作,我是比较清楚的,也有“多余的话”可讲。花园口事件研究对于我们二人来说,首先是一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长根同志2000年开始做我的博士研究生,那个时候,他很热情,也有     

关于满铁与“七七事变”的一组档案史料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日本政府为经营从沙俄手中获得的长春至旅顺铁路及其支线而设立的国家垄断资本殖民企业,它在“铁路会社”的招牌下,凭借攫取的种种权益,经营各种事业,大肆进行露骨的政治、化侵略和疯狂的经济掠夺。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近代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竭力鼓吹、怂恿日本政府以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其中“满洲青年联盟”所起作用最为恶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又不遗余力地运送大批关东军作战人员和军事物资,修复被中国抗日志士破坏的铁路桥梁,为关东军提供大批经费和抚恤金,参与策划炮制伪满洲国以及为关东军提供大批情报和在满铁附属地内建立自卫团等等。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潮州旅沪同乡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许多旅沪同乡团体积极投入运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各同乡团体大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潮州旅沪同乡会在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为爱国表现最突出的同乡团体之一。     

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华北驻屯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掀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但是,与九一八事变不同,日军的这次侵略行径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关内移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关内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向东北的移民狂潮,中断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正常进程。随着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数量、移民的空间流向、居住年限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移民运动的畸形发展。     

驳中村粲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

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几乎触及日本对外侵略的每一个重大事件;而九一八事变作为日本侵华的重大步骤,当然在其重点翻案之列。本文仅就日本右翼代表人物中村粲抛出的“系统”、“全面”的九一八事变“中国责任说”,予以辨正。文章认为,中村粲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归因于“满洲非中国领土”、“满蒙人自己希望满洲独立”、“人口过剩”的日本需要“满蒙新天地”、“中国的赤化”和中国政府奉行“蛮不讲理的”“革命外交”导致了“满洲危机”的谬论,不堪一驳,但在日本右翼势力迅速抬头、蠢蠢欲动的今天,仍然需要我们从学术角度对其兜售的战争翻案谬说,一一澄清、据实辨正。因为还原被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日本侵华史本来面目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日两国史学争论的学术范畴;它事实上已经上升为事关日本今后走什么道路和中日历史悲剧是否重演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