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川出土青铜器与贵州先秦遗风

该对贵州务川出土青铜器与先秦化作了比较分析,论述了先秦化对贵州化影响的历史渊源关系。     

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在重庆召开

<正>2016年11月19—21日,西南大学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所承办的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在重庆市西南大学召开,60余位青年学者围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进行了深入研讨。一、金文研究。吴良宝对4件三晋有铭铜戈的器铭、国别、铸造地、年代进行了     

浙江出土青铜器研究

本文在对浙江出土先秦青铜器作分区研究的基础上,就不同地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作了考察,发现在不同时期分别运用了浑铸法、分铸法两种成型技术为主的工艺。再结合这些器物的出土情况,明确其相对年代,并对不同期段青铜器的流动情况作了探索。     

枭阳国考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墓葬的发现，是中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自有经史典籍以来，先秦以前的江西就被说成“蛮荒腹地。”现在从大洋洲商墓发掘出来的青铜器物，不仅数量多，而且个性突出、特色鲜明、风格殊异，这不能不使举世骇异。事实胜于雄辩，它激发人们走出“司马迁时代”，去重建先秦江西和南方文明史。然而，由于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没有铭文，而现存的古代正史典籍又对先秦以前的江西几乎讳而不谈，重建江西和南方古代文明史的工作难度很大。本文主要依据考古发掘的青铜器物和古史传说资料进行考析，推定大洋洲商墓…     

长清仙人台墓地出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初步分析

长清仙人台墓地出土青铜器以铅锡青铜为主要材质类别。春秋早期至中期之初,仙人台M3、M2及M6青铜器的铅料与同期中原、汉淮地区一致;中期中段,仙人台M4青铜器开始应用来自长江中游的新的铅料,仍与中原各地基本同步。仙人台春秋诸墓见证了春秋青铜器的第一次铅料演替过程,并可确定新铅料的广泛应用始于仙人台M4阶段,对研究先秦金属流通模式及东周青铜器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出土商周青铜器初论

浙江的青铜时代,正值中原夏、商、周奴隶王朝(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起)到越国兴灭的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对证实和探索浙江的先秦历史,尤其是越国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浙江各地陆续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但多数非为考古发掘所得,通过科学手段发掘的先秦墓葬出土品,更是廖廖.另一方面,越王勾践以前的浙江古代史,除了一些传说之外,在文献记载上几乎等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就现有的青铜器资料,还难于对浙江的青铜文化作全面总结,更不可能对器物作深入的类型学分析和断代研究.因此,本文仅就浙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结合有关资料作初步分析,并对浙江青铜文化的若干问题,阐述自己的粗浅看法,希望能就正于关心浙江青铜文化的同志们.     

“一枝独秀”之馆藏曲柄铜盉的科学分析与考古初探

利用扫描电镜-能谱仪(SEM-EDS)及金(矿)相显微镜等研究手段,对江西九江共青城市博物馆馆藏唯一一件曲柄铜盉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和成分检测分析,并初步进行考古研究。结果表明:此曲柄铜盉的材质为铜-锡-铅(Cu-Sn-Pb)三元合金,制作工艺为铸造而成,其成熟的铜锡铅配比和加工方法佐证了商周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虽然曲柄铜盉的出土地为江西地区,但是通过形制初步判断其为群舒文化典型青铜盉,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吴、楚、越文化和群舒文化在先秦时期的融合情况。截至目前,此曲柄铜盉在江西地区尚属首次和唯一出现,填补了江西此类型青铜器研究的空白,对于揭示江西先秦青铜器冶金技术内涵及探讨江西与其周边地区的交流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青铜器常识(一)

青铜器通常也简称铜器,在我国考古学上,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工具、兵器、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度量衡器等。青铜器是古代劳动者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通过生产、生活的长期实践掌握了冶炼青铜的技术,用不同比例的铜锡等合金冶炼出适于不同用途的青铜,造出器型复杂多样,纹饰精美的青铜器,创造了举世文明的青铜文化。在奴隶社会中,青铜器只能是奴隶主贵族享用和占有的“瑞器”,但我们今天研究和鉴赏铜器,可通过其制作工艺流程来分析当时生产力发展状况,可通过其器形、纹样     

试论河南战国青铜器的画像艺术

中国古代青铜器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中国艺术史中的瑰宝。其铸造工艺溶汇了装饰、书法、绘画、雕塑艺术,形成了中国式的金属工艺学。青铜器的工艺成就,为中华民族美学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以后各艺术部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青铜器艺术是古代艺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史中,通常以河南的商代青铜器、陕西的西周青铜器、湖北的楚文化青铜器作为三个时期的代表。一般认为,青铜器到春秋以后就衰败了,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其实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在器形种类上、制作工艺上均有空前的新成就,而且在花纹装饰上出现了繁     

论吕大临《考古图》对先秦青铜器的定名

吕大临《考古图》中共著录先秦青铜器计148件,除11件因无器物图或仅存器盖而无法判断其定名正误之外,定名准确的有82件,定名欠妥的有55件。其定名欠妥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吕氏占有的先秦青铜器材料有限;其二,铭文误释;其三,泥于自名原则,将大共名作为类名。     

试析中国先秦时期透空蟠龙纹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为探讨中国先秦时期透空蟠龙纹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与传播途径,本工作根据已有资料分析了先秦时期透空蟠龙纹青铜器的六个特征,结合其特征将铸造工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以芮国墓透空龙纹方盒、新绛蟠蛇纹镂空鼎为代表的摸索阶段,愠儿盏、许公宁透空附饰为代表的形成阶段,淅川下寺铜禁、曾侯乙尊盘为代表的成熟阶段和以陈璋壶为代表的高级阶段。从这些透空蟠龙纹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及考古学家对其年代的考证,其传播的路径大约由韩国至楚国,再传播到其它地方,即今天的陕西至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河北等省。     

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述略

宁波市鄞州区文管办收藏有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共34件,主要有乐器、兵器、工具三大类,为周代越文化的遗物。     

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研究

四川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蜀是先秦时期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方国之一。史书记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蜀人曾随周武王伐纣。后因地势偏远,被秦、巴两国所隔,未能参与诸侯盟会,文献记载不多。因此对在先秦史上有相当地位的蜀国史事方面了解十分有限,尤其是青铜文化方面局限性就更大了。 解放前所见四川青铜器的材料,零散而稀少。建国以来,四川省考古工作发展迅速,青铜器在成都一带发现越来越多。出土较为集中的是1980年新都县马家乡九联墩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彭县竹瓦街窖藏     

四、感言

马继贤（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座“器物坑”发现大批青铜器和精美玉石器的消息甫经公布,即震惊了世界。至今凡是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的中外游人,无不被它们奇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艺和恢宏的气势而震撼。以它们为代表的三星堆化,更是中外学们多年来一直热烈讨论的重要课题。这批青铜器的发现,表明先秦时期,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上存在着一支具有独特化面貌、在时代上与中原的商化同时发生发展的灿烂的青铜明。     

一个半世纪来毛公鼎研究史回顾

在金文的研究领域，毛公鼎是一颗耀眼的明珠。首先，毛公鼎是青铜器中的重器，它器形虽小，外形亦不甚华丽，但内刻三十二行铭文，共497个字，是迄今所见先秦青铜器中字数最多的一件；     

第二届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在重庆召开

正2018年11月23—26日,西南大学商周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商周青铜器与先秦史研究青年论坛"在西南大学召开。一、青铜器与金文研究。严志斌考证了巴蜀符号的时代、种类及组合等问题。苏辉考释了越南出土铜鼓自名"金甗"的缘由,为西南地区铜鼓与铜釜的同源关系提供了文字学依据。陈英杰总结了唐兰关于象形字和象意字特点的研究。谢明文认为     

《古代中国青铜器》评介

《古代中国青铜器》评介●曹玮王辉朱凤瀚先生的《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１１４万字,是一部系统、全面、综合地反映宋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中国先秦铜器研究成果的大型专著。它不仅是初学者的入门指南,而且将成为专业学者的案头必备之书。全书...     

大连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浅析

青铜器在夏代开始铸造,经历了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到汉代因为漆器、早期青瓷和釉陶的广泛使用进入了衰退期。此时青铜器的职能也发生了转变,由先秦的为礼制服务进入了重人阶段。追求人的价值,享受人生乐趣成为时代思潮,使用铜器是为了方便生活,享受生活,所以此时期的铜器,     

富阳文物馆藏的几件先秦青铜器

浙江富阳市文物馆藏有少量先秦青铜器,为春秋战国时期器物,部分有出土地点,均分布于其境内沿河平原或山谷地带。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藏春秋州来故地出土文物

春秋州来故地青铜器,有着浓厚的地方风格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了本地在未受楚、吴影响前的文化面貌。它们不仅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更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先秦时期,淮河流域部族现状和物质文化发展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