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箧献出赤子心──记杨铨先生向桂林捐献文物经过

倾箧献出赤子心──记杨铨先生向桂林捐献文物经过魏华龄,周安民杨慎德堂主人杨铨先生,著名爱国人士,文物鉴藏家。祖籍广东省鹤山县,１８９８年出生于香港一个小职员家庭。青年时代在香港太古船坞（船泊修理厂）任工程师,后来是香港一家外国公司的高级职员,收入还是...     

一份建议书的诞生──记陈丕显对伍献文的鼓励与支持

伍献文（1900——1985）。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九三学社武汉市委主任委员。伍献文先生与陈丕显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当时伍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无锡市工作,又是无锡市人民代表。而陈买显同志时任江苏省苏南行署党委书记,所以时有接触。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丕显同志来湖北省主持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伍献文先生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后又当选为省人大副主任,工作上的联系就更为频繁。1970年底长江葛…     

新疆“变异红钱”的成因及其价值

在我寻觅十年后。于今年八月得到了杜坚毅、顾佩玉《新疆红钱大全图说》（以下简称《图说》）这本梦寐以求的书。也许我和杜坚毅先生在寻找红钱,痴迷红钱有着相似的经历,所以对杜先生十分敬慕,可惜一直无缘与杜坚毅先生相识。但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介绍他如何艰辛地收集红钱、潜心研究红钱,慷慨地向国家捐献红钱,后来又含辛茹苦出了这本《新疆红钱大全图说》的经过,更加使我敬佩。     

重读侯外庐同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一)侯外庐先生已于1987年9月病逝于北京。他的自叙传《韧的追求》表明了他一生坚韧不拔的性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历和历史研究上的成就。他不愧是我国有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抗战期间我幸而以赵纪彬先生的介绍,获读他的这本著作(本名《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对我的启发很大。1950年我应侯老邀聘,来到西北工作,更得朝夕相从、讨论学问的机会。他曾经嘱我和陈直先生为他校对甲金文和文献材料,他自已也动手修改文字。后来他奉调赴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另有一群同志帮助他整理这本著作和其他著作的出版。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野心家们的打击而病倒了,但仍坚持着工作。     

走向辉县 新中国考古的开篇之作

建国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为适应建设形势的发展,培养干部队伍的需要,连续三年(1950-1952),在夏鼐、郭宝钧和苏秉琦先生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了辉县发掘、豫陕地区调查和长沙发掘等三次较大规模的培训性田野考古实践,取得很大的研究成果,并培养出一支骨干队伍,为后来全国考古队伍的培训和成长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并取得了经验。辉县发掘是旗开得胜的第一次成功的实践。     

下川遗址新发现对北方细石器体系研究的意义——《北方细石器技术体系与下川遗址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7年12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办了《北方细石器技术体系暨下川遗址新发现·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年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0多个科研单位的7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先生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夏正楷先生莅临会场并做精彩点评。     

于民雄：王阳明能成为“三不朽”，与其崇高人格密不可分

刚才张教授和顾教授都提到了阳明先生。正德年间,阳明先生被贬谪贵州,然后有了“龙场悟道”。后来他虽然离开了贵州,但他的思想学说在这里得到发展,可以说带出了贵州的一大批人才。阳明先生本人之所以能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人物,我认为与他的崇高之人格亦是密不可分的。人格的崇高,向我们揭示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今天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些个人的感悟。     

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的台前幕后

３０年来，正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开天辟地，我国才相继成功发射了几十颗卫星，才有不久前神舟号试验飞船返回大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５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之后，又跻身于航天领域的世界先进行列。 １９７０年 ４月 ２４日，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呼啸升空，一时间震惊世界，同时也一直是个谜：这一当今世界高精尖技术，怎么会在研究基础差、经济落后且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文革”时期的中国一举成功？ 今年４月２４已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诞生３０周年的隆重庆典会后，笔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教授马先生，他向我们…     

纪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正>编者按:刘大年先生是继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后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理解其史学思想的核心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大年不仅在史学研究与史学思想上卓有建树,在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中也贡献良多,先后参与建立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我认识的安金槐先生

<正>安金槐先生是我敬重的著名考古学家。先生长我16岁,是我的前辈师长,又是我学业上的朋友。安先生于1950年进入河南省文管会,开始从事文物考古工作,1952年曾参加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进行深造。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考古,上学期间,邹衡先生在讲授《商周考古》时,多次提到安金槐先生的名字,课上指定的参考书很多,其中安先生主笔的《郑州二里岗》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参考书之一。     

章太炎先生是如何培养学生的

正在民国学术界,"章门弟子"尤为引人注目,以至后来有学者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界泰斗多出于太炎先生之门;许多教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先生"。在过去的20世纪,"章门弟子"可谓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已成为我国文史学界一道最为亮丽的文化景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化的面貌和趋向。章门能出那么多杰出人物,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那么,太炎先生     

著名学者张文杰先生逝世

我国著名历史哲学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杰先生,于2011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张文杰先生1940年生于北京市。1959年9月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1964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杜任之先生。张先生长期以来专门从事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是     

黄秉维先生逝世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罗马尼亚科学院名誉院士、英国皇家学会名誉通讯会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地理学开拓者、国际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于 2 0 0 0年 1 2月 8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87岁。黄秉维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综合研究 ,为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黄先生曾于 1 984年至 1 995年任第一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黄秉维先生逝世     

李大钊与胡适:一场有意义的讨论

正胡适晚年向唐德刚口述自传时,曾深情回忆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由于唐德刚先生的整理稿增加了一个情绪化的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因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差不多都将他们的争论上升为政治上的根本冲突。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他们的文本,似乎并非如此。     

王元化:文化托命之人

正过去我有一个习惯,每年11月30日都会从日程中留出来,留给王元化先生。这天是先生的生日,这天晚上,与先生最亲近的学生、朋友都会相聚一堂,为老人家祝寿。起先是轮流做东,后来先生年岁大了,走动不便,便固定在他住所的     

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的始创者——仇士华先生访谈录

仇士华先生,1932年7月出生于江苏如皋县,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后来改为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9年调到考古研究所,负责建立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78年开始任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1年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碳十四年代学组组长,后改为年代学专业委员会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考卉学会副理事长。1996年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专家组组长。主要从事碳十四测年和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     

立德树人的雷达先生

正雷达先生是我的恩师。2005年夏天,他受我的硕士生导师彭金山先生之邀来西北师范大学讲学,其时他在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前,我读过他的著作,十分敬仰。一时见到先生本人,心中更是激动,便表达了想考取他的博士之愿,没有想到他表示欢迎。后来,我如愿成了雷门弟子,可谓人生之幸。先生在兰州大学做博导10年,前后指导博士10余人,这些同学现大都在高校工作,有不少成就突出。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要求非     

吴传钧对发展中国现代地理学的贡献——在庆祝吴传钧院士八十华诞大会上的献辞

今天是中国当代杰出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前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先生八十华诞庆典之日。值此良辰,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我谨代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中国地理学会对各位的光临表示诚挚的谢意!     

古南诏国皇家寺院——崇圣寺

崇圣寺远眺对于大理崇圣寺,我早闻其名,最初是在金庸先生《天龙八部》中知道其笔下的＂天龙寺＂就是崇圣寺。后来写历史小说《忽必烈风云传》（上下卷,北京同心出版社出版）.     

不给皇帝开门的郅恽

东汉时,有个人叫郅恽,济南人,是个教书的先生。因为他甚有名望,郡里推荐他当了孝廉,后来又做了洛阳上东门的一个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