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期，人口增长之快 中国历史绝无仅有

过去人们都有两个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飞猛进,由此产生了关于清代伟大的种种说法。二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都说中国是“四万万”人口,这倒也符合人们对历代乱世人口衰落的认识,没有大减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由曹树基、侯杨方分别完成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后两卷以翔实具体的考证和统计告诉我们,这两个印象并不真实。     

国民政府筹办全国户口普查经过述略

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人口普查的国家之一。有文献表明,远在我国夏朝,就已有人口数字的记录。周朝设有司民官,掌登万民之数,所谓三年大比,就有定期查记之意。以后的各个朝代都不断进行人口普查,直至清初三年或五年一次的“编审”,人口普查的历史即有两千多年之久。自清乾隆三十七年停止定期“编审”以后,我国旧式的“人口查记”制度,才被废弛。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曾筹办过全国户口普查,筹备工作自1937年至1948年,历时十二年,这是距新中国成立最近的一次大规模     

民国时期广西非汉族群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研究

历史时期民族人口的数量与户籍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官方如何认知民族并计算与管理户口,会使民族人口的数量产生较大的差异。本文将以广西为例,从户籍管理的角度,去探讨为何民国时期广西被统计为民族人口的数据如此之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多少民族人口被统计为汉族户籍人口。     

孙中山与邹容民族主义思想之异同

清朝政府统治中国200多年,对汉族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因而被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称之为“私心狭义的部族政权”。这样的民族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素质的总体下降。孙中山先生对此有切肤之痛:“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     

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力资源开发

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力资源开发虞和平关于民国时期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新旧论著颇多,不同程度地论述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压力、结构、迁徙、城市化等现象,对当时的人口理论也有所论及。这些人口变动问题,当然是民国人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也为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源...     

民国公务员考试的糗事

最近几年,公务员考试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因其考试难度之高、参考人数之众而被喻为“中国第一考”。殊不知,在民国时期,公务员考试也是众多年轻人希望出人头地的一条“正途”。     

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

在民国时期三次“国都论争”中,古都北京的政治形象成为首都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帝制刚被推翻的民国初年,北京虽在政治强力下被定为首都,却被时论普遍定性为“专制巢穴”。20世纪20年代,基于新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主张定都南京与北京的双方围绕北京“专制巢穴”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展开激烈博弈,结果首都南移。抗战胜利前后,北京虽未迎回首都身份,但论争中曾经的建都劣势却被转化为优势,“历史名都”的正面形象基本取代了“专制巢穴”的负面定位。北京形象的衍化是政局、社会环境、个人思想诸要素叠加影响、演变的结果,是其作为千年古都的独特境遇。     

伊文思夫人 我们绝不修改《愚公移山》

玛索琳娜·伊文思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是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的妻子和最重要合的作者,他们拍摄了《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为中国的抗战、“文革”等历史留下一份底稿     

蒋百里的爱国人生

蒋百里,有“中国军事奇才”、“民国时期的军事学家”、“民国军界元老”等诸多耀眼的头衔,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风口浪湖面上的人物,遗憾的是,他虽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却从未被蒋介石授予过兵权。     

绥远抗战述论

绥远抗战发生在中国由局部抗战向着全国抗战的过渡阶段,是局部抗战中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一役。毛泽东当时就高度评价绥远抗战的意义,指出这次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绥远抗战的胜利,留给了后人许多深刻的教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绿色发展与东亚合作”论坛——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

法国的档案资料表明 ,义和团运动前夕教民和非教民之间存在激烈敌对的笼统说法 ,至少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直隶正定府代牧区的情况。人们从保定、北京、献县等地方得出的结论不应被普遍化。对天主教教民及其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进行深入、客观的具体研究十分必要 ,舍此不能准确地评价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性质 ,也不能判定这种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可称为民族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关于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的建议——以青海三江源地区为例

保障生态安全既是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之一,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之一。作者以青海三江源地区为例,提出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列支中央财政支出项目,对国家重大生态安全进行长远投资的建议。作者认为,这是一个"激励相容"的多赢机制,具有可行性。     

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

鸦片战争前夕 ,英国水手在中国领土上殴毙林维喜。对此 ,林则徐根据国际法准则要求英方交出凶犯 ,据理力争 ,有理有节。而义律作为英国驻华的高级官员 ,其所作所为 ,背离国际法原则 ,藐视中国法律尊严 ,也使英国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义律在林维喜命案中设立的法庭与所进行的审讯是非法的 ,他的裁决当然也是无效的。     

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统一

在埃及学领域 ,人们通常认为埃及的统一是由第一王朝的第一位国王通过武力征服来实现的 ,这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就是纳尔迈调色板。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种传统观点是不可靠的。纳尔迈调色板展示了埃及统治者对利比亚人的征服 ,而且它还是对相同主题的更早版本的复制 ;第一王朝的建立是和平过渡的结果 ,同时也不乏武力冲突。     

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收集的个案资料 ,对 18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婚姻行为包括初婚年龄、离婚表现和再婚状况做了初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 ,在当时社会 ,女性早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男性中早婚和晚婚两种现象并存 ;离婚是人们尽可能避免的 ,离婚中 ,丈夫休妻和嫁卖妻子为主流 ;丧偶妇女再婚和守节并存 ,中青年丧偶妇女再婚比例较高 ,但守节也有一定比例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一向认为西欧的发展道路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所谓西欧道路其实主要是英国模式 ,其核心即工业革命体现的经济变革。但近年欧洲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 ,英国模式有其特殊性 ,即使在欧洲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 ,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陷入困境 ,实际上是套用英国模式的结果     

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

中国古代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遗嘱继承制度的产生 ,以单纯的个人所有权的普遍化和血亲观念的相对淡化为前提条件 ,而中国古代不具备这些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律仅允许被继承人在“户绝”时适用遗嘱 ,有子时则必须实行法定继承 ,与普通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相去甚远 ;虽然古代史籍中有实行遗嘱继承的个别实例 ,但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古代存在遗嘱继承制度     

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

中世纪教皇的财政来源由属世与属灵两种收入构成。前者是教皇担当世俗封建宗主而获得的收入 ,主要反映教皇与教皇国的财政关系 ;后者是教皇充当天主教世界首脑而获得的收入 ,反映教皇与西欧各国教会的财政关系。通过对两种财源不同时期在教廷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量化分析 ,证明以教会大分裂为界 ,教皇的财源发生了从依赖于属灵收入到属世收入的转变。教廷属灵财权的萎缩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宗教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谈谈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档案工作

档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可靠的记录,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重要信息资源。档案工作承担着资政育人、传承文明、保存历史、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档案工作者的良好素质是发挥档案服务职能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认为,只有提高档案意识,坚持改革、不断创新,全面提高档案人员综合素质,才能充分发挥档案工作的服务职能,使档案工作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