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治年间徽州的土地清丈与鱼鳞图册攒造——以祁门县为中心

清顺治年间,徽州府的土地清丈活动是在全国清丈土地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文章以祁门县为中心,对清顺治三年开始的徽州府属六县土地清丈及鱼鳞图册攒造中的规条、民间清丈实态、佥业归户凭据名称,特别是土地清丈字号等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官方动员与民间实践相结合,使得顺治年间徽州各地土地清丈工作得以顺利展开。但不同县域,甚至同一县域,各都图(保)之间的丈量组织方式和丈量进度都存在时空差异,说明顺治朝的清丈工作是分阶段展开,呈现出连续性特征。尽管顺治清丈中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这次清丈工作的成果和质量。     

清代顺治朝土地清丈在徽州的推行

清代顺治朝徽州土地清丈由县衙发布告示,图正组织实施。明清鱼鳞图册登记土地数字有"积步"和"税亩",由"步"换算成税亩,或统计"积步"总数。清丈后,图正颁发归户票,业主执票经"册里"归户纳税。归户册为土地纳税册籍。地契所见清丈过程清晰。清初鱼鳞图册所载表明其土地数字为实际丈量所得,并非赋税原额。鱼鳞图册登载的地数字具有土地产权性质,与官府为保持税额而编制的土地数字性质不同。     

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

清康熙年间,两湖不少州县出现了以清田均役为宗旨的土地清丈行动。这些清丈既有算手、弓手、图长、区正等专业组织,亦广泛动员了户长、湾长、地方生员等乡土资源。由于各自立场和观点不同,围绕着清丈活动,官府、地方豪绅和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纷争。因此,丈量与否,抑或是以何种方式丈量,更多的表现为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一种地方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清丈的州县,一般都进行了丈量册、鱼鳞册、归户册等地籍的编纂,这些赋役册籍构成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实征册的主体,并与朝廷的赋役全书互为表里。     

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

清顺治七年徽州府休宁县攒造的"均图"鱼鳞册延用至民国。徽州鱼鳞册以"图"为编制单位,并在首页统计"图总"的土地数字,标明一图的大四至。"图"的四至变动反映了清初里甲的局部人地调整。该册所见:地权比较分散,里长占有土地不多;业主出都者为15%;具有永佃权底面分离的田地为11.35%;塘在册登记。顺治"均图"后,徽州都图区划稳定。明清基层社会"图"反映了里甲的土地分布,而业主的土地占有与里甲人户编制并不完全重合。由清入民,"地址明确"的"图"仍是地籍编制和赋税征收单位。     

洪武鱼鳞图册考实

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广泛引用的“洪武丈量鱼鳞图册” ,既不是洪武鱼鳞图册实物 ,也不是洪武鱼鳞图册摹本 ,而是《吴氏先茔志》所配插图。与“洪武丈量鱼鳞图册”所配的“分图”根本不是洪武时期的鱼鳞册 ,而是万历清丈鱼鳞册。徽州文书中洪武鱼鳞图册实物的发现 ,证明洪武丈量及其攒造的鱼鳞图册并非传奇 ,而是史实。     

《历史研究》2000年总目

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何兆武等 ( 2·　 3)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张分田　张荣明执笔 ( 2· 2 5)中国古代史徽州文书与徽学周绍泉 ( 1· 51)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　———兼与徽州社会比较唐力行 ( 1· 61)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力与地位阿　风 ( 1· 73)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　土地丈量与里甲制〔韩〕权仁溶 ( 1· 86)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卞　利 ( 1· 94 )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戴建国 ( 2· 36)辽代斡鲁朵探析武玉环 ( 2· 51)清代前期…     

明末清初徽州里长户简论

明末清初,里长户仍是徽州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析户增图的存在和里甲各户势力的消长,使得徽州里长户的户籍仍处于调整状态;另一方面,这种调整又极为有限,使得大部分里长户的户籍世代相袭而趋于家族化。于是,里长户户役的形式及其承充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显变化,里长户户役逐渐成为一种族役,而这种族役的承充主要采取轮房津贴制。     

清前期里甲赋役改革——以湖南废甲编区为切入点的考察

清初,在亟需革除私派、足额征收的背景之下,湖南省内以湘乡、衡山为首的数县相继推行了循区编都、废甲编区的里甲赋役改革,摸索出建立在土地清丈册基础上更具地缘色彩的赋役区划,并在实际落实中通过清丈不断调整赋役秩序,使赋役区划日益实体化与政区化,对湖南地方基层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以衡山县改革最为彻底和成功,其打破了传统里甲赋役征派规制,制定并坚持就地编区、按田问人、粮不过区的原则。此外,湘乡、衡阳、祁阳、益阳的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均田均役的影响,经历了曲折的调试过程。受各县地方官员执政能力和具体赋役实况的影响,清初湖南各县的赋役改革方式和结果不尽相同,展现了这一时期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     

明清徽州土地佥业考释

土地佥业为明清徽州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关键性用语。土地佥业始于元末明初,在徽州一府六县广泛实行,并于明清两代贯彻始终,为业户土地产权方面的一项基本制度。佥业与土地清丈关系十分密切。所谓佥业,即是通过土地清丈,经过官府认定,而登录于国家版籍即鱼鳞图册上的土地产业。从业户的角度来说,佥业则指经过官方认定的土地业主。至清代,田土交易亦须经过佥业认证,土地买卖也被纳入佥业制度。佥业作为民间私有土地的一种书证,在家产继承、土地买卖、土地转让以及田产诉讼等诸多方面,都展现出其特有的社会功能,表明佥业实质上具有私有土地产权认证的性质,而成为民国时期徽州土地私有产权确立的历史出发点。     

废甲编区:清初衡山县里甲赋役改革与基层区划的重塑

清初,迭遭兵燹的湖南地区经历了兴垦、均编粮里、清丈等重建赋役秩序的过程。其中,衡山县于康熙四十三年实施的"废甲编区"更是呈现出清初里甲赋役改革的丰富面相。因应偏沅巡抚赵申乔革除里排、滚单催征的举措,衡山县打破原有里甲规制的束缚,改革中坚持粮不过区、就地编区的原则,孕育了字区的地缘性色彩,重塑十七字四百三十七区的赋役区划体系。以康熙五十三年新一轮的清丈为契机,知县葛亮臣在业已建立的区划结构内清查荒籍,使字区成为地方重要的赋役征派和土地登记单位。在这一区域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字区的行政区划功能逐渐得到强化和延续,以赋役征派为目的建立起来的基层赋役区划向实体化与政区化迈进,与之相应的行政话语也深刻地影响着民间契约文本的表达。     

清儒补三国地理志成就探析

清人补三国地理志者,有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三家。总体来说,洪氏草创规模,缺陷最大;谢氏较洪氏有很大改善和进步;吴氏后来居上,成就斐然,且独创前表后考、按时分栏的"地理表"体例。综观三人成果,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基本复原了三国时期的政区情况。     

唐代公廨本钱制的几个问题

公廨本钱制是唐政府实行的一种主要的官营高利贷商业,起初有着借以削弱和控制富商的目的。高宗永徽、麟德之前,公廨本钱制实行于京师诸司,置本收息以充京官俸料。之后,自京师推广到各地诸府州县,并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得到发展,呈现出本钱来源更加多样、息利用途更加广泛、因事灵活设置、规模不断扩大的显特点。在经营管理上,安史之乱以前,尚书省刑部之比部司及内外诸司勾官构成公廨本钱的行政管理系统。安史之乱后,比部系统的管理职能削弱,中书门下、御史台以及由宦官掌领的诸司诸使诸军纷纷染指公廨本钱,表现出多头共管、经常变动的显特点。     

北宋名臣谢泌生平及思想述评

谢泌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名臣,长期担任中央及地方官员,针对时弊提出过很多建议和意见,其人才、进谏纳谏、理民及军事外交思想对北宋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思想源于儒家,也源于道家、道教,是儒道融合于一体的产物.     

先唐时代之宣城：江南奥壤,山水诗都

唐代以前的宣城,走过了由县邑到郡治、由江南西部的行政中心到江南地区的政治腹地与经济沃壤的历程。其间几个关键节点是:楚国置爰陵邑,西汉置丹杨郡,孙吴丹杨郡迁治建业,西晋分置宣城郡,六朝时代之宣城既为近畿要地、又逐渐成长为文化名邦。以南齐谢朓为标志人物的山水诗的创作与影响,既反映了南朝时代宣城的文化特色,也使得宣城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山水诗都"。     

槟城领事谢湘与该地华人社会及其免职风波

藉1931年至1933年《光华日报》及《槟城新报》的报道,讨论了粤籍人士谢湘任中华民国驻槟榔屿领事期内,在履行保护和管理华侨、组织劝导华侨捐款救灾、促进商务交流提倡国货、发展海外华文教育及履行国府任务等职责中的表现,探讨了其上任一年半被免职的原因及该事件所折射出的槟城华人社会的种种侧面。从槟城华文报纸对谢湘免职的不同立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谢湘之被免职不仅与其任内的表现有关,还与槟城华侨社会不同方言群间的复杂权力关系有关,在深层次上凸显了福建方言群与广东方言群在主导当时槟城华人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被免职的谢湘极有可能是槟城华人社会帮权争斗下的一个牺牲品。     

试论龙山文化时代的人殉和人祭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重要时代,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带来了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本文通过对龙山文化时代的人殉人祭遗存的考察,以探讨龙山文化时代的社会性质。     

叶燮的艺术本源论及发展观试探

清初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一书中建立了以“理、事、情”——“才、胆、识、力”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这一体系包含有艺术本源论和“正、变、盛、衰”的艺术发展观,以及由正变论而衍生的创新论。叶氏美学体系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的形态。     

关于刘勰“文集”的考辨

《粱书》和《南史》的刘勰本传关于刘勰的集有不同的记载。刘勰有无集,本认为,如《梁书》所记载的,刘勰在当时有“集行于世”。但刘勰的集在隋时已亡佚,故《南史》就没有予以记载。刘勰的集,除《心雕龙》和现存的两篇章以外,其余主要是有关佛教方面的内容。此外,本还研究了《刘子》一书的作问题,此书历来有认为是刘勰所撰,但其实应为北齐的刘昼,而非刘勰。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

贵州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初年的啯噜。清末民初,贵州会党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