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方式看商周社会形态

商周社会形态是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焦点之一。按一般的理解 ,所谓社会形态是指与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 ,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联系 ,两者对立统一构成生产方式。虽然讨论商周社会形态要涉及诸多方面 ,但因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关系密切 ,故在此仅从商周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对当时社会形态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商代的农具以石、骨、蚌、木质为主 ,是效率较低的生产工具 ,这对于当时的生产方式及土地占有形式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影响之一 ,是使农业生产力水平从总体上…     

从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看西汉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

西汉末年,曾经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末年发生社会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一、西汉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农奴劳动为主导因素的社会生产力与以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不完全占有农奴的社会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统一体,就是封建生产方式。西汉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一方面是雇农、佃农和半佃农(即半自耕农)的劳动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相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地主、皇室占田“亡限”,采用“取佣”或“分田劫假的方式剥削雇、佃农和半佃农。西汉的雇农、佃     

西汉初期的土地问题

一、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家民革命的「成就」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的问题。如果土地问题获得解决,则社会便表现为「治」,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则社会便表现为「乱」。当然「治」「乱」这种字眼,是统治阶级所选用的,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偏见来说的。所谓土地问题,就是农民和地主争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地主掌握土地,藉以剥削压迫农民;农民要求土地,藉以养活全家解放自己。因此封建社会中的两阶级——农民与地主,经常为土地问题而引起激烈的斗争。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便进行起义,掀起翻天覆地的革命战争。只要等到土地集中现象有所改善,农民能够得到部分土地,则社会立即呈现出进步繁荣。因此有人认为研究土地问题是研究中国三千年封建社会的「钥匙」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土地问题集中的表现了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农民革命既是因土地问题而引起的,那么我们就先看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之前的社会情况罢。     

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思考

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思考李根蟠一、问题的提出讨论地主制经济的机制和作用,可以把地主制经济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主自身的或自营的经济,可称之为“地主经济”;二是地主经济与佃农的相结合的经济,可称之为“地主制经济”;三是包括地主经济、农民经...     

秦汉魏晋南朝时期地主封建制的发展

秦统一六国,对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做了全面总结,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地主封建制和国家封建制取代了领主封建制,整个社会步入了地主封建制的初级阶段。然而,在地主封建制确立的初级阶段,地主封建制生产关系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封建农民与封建地主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以展开。大部分劳动生产者在脱离封建领主控制之后,变为国家编户民,成为国家封建制下的农奴。整个社会充满了地主封建制与国家封建制的矛盾和斗争,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在突破国家封建制的羁绊中曲折向前。本文意在对秦汉魏晋南朝时期地主封建制的发展过程做一粗略考察。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皖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历史考查

“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中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国内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呢?我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决定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抗战前,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彻底改变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殊死的战争,国内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服从于民族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有利于团结抗日,又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削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可以发动广大农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何顺果在一些著述中，人们常常把“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混为一谈，以为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形态或社会形态就是生产方式，进而把某种生产方式的产生看成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或新的社会的形成。我猜，这多半是受了马克思此段论述，确切地说，...     

对我国历史上土地问题的几点认识

一、土地问题长时期是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中国历史在长时期里,农业生产占着社会经济的主要地位。所以土地问题,也就长时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心问题。中国历史的发展,重要的是地主阶级不断采取各式各样强取豪夺手段,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而农民则却不屈不挠的、大规模小规模的以暴动革命的方式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所以中国历史长时期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中国历史长时期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斗争的内容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     

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

押租原是地主防止佃农欠租而预收的保证金,是经济强制取代非经济强制的产物,不久蜕变为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剥削。成都平原和四川的押租最为流行和苛重。“押扣”不过是地主榨取押租的一种手段。租佃制度历史久远,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与生产者的分离,同市场或市场经济没有内在联系。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增押增租、频繁撤佃成为地主压榨佃农的主要途径,押租、地租交替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佃农的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押租和封建租佃制度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包括押租在内的封建租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地主与农民——以晋察冀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构成了华北抗日根据地新的社会经济背景。晋察冀边区政府正是通过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两个政策来汲取资源,以争取地主和农民的支持而进行持久抗战。统一累进税的负担面达到了80%左右,原来不承担赋税的贫苦农民也承担了统一累进税。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减租减息在统一累进税之后被赋予新使命,可以视为是对缴纳统一累进税的农民的一种补偿。地主处于统一累进税与减租减息的双重夹击之下,游走于去地与收地之间。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的实施过程中充斥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政府努力平衡地主与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增加农业产出这一点上,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达到了融合,既扩大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晋察冀乃至华北敌后的持久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原因分析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变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这一土地政策的制定并非偶然,主要矛盾的变化,调动地主和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等原因使得中共制定出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事实证明,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团结了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     

2010年第8期更正

《斯大林模式今天怎样影响我们》一文中说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了80多年,该论断不确,应改为70多年。《朱厚泽的到任和离职》一文中提到1986年12月8日,“安徽工业大学上千学生上街游行”,其中“安徽工业大学”应改为“合肥工业大学”。《王飞、李慎之与毛泽东秘书谈民主》一文中说“9月份中共召开的八大宣布,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了”,据查,八大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非“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寄生地主制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以“田乡绅士”为视角

寄生地主制是日本社会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出现的、以地主佃农关系为基础的农业制度,是研究日本封建时期土地制度的重要研究课题。关于寄生地主在日本近代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学界一般以明治维新为界,主要从政治上考虑,且大多使用宏观视角。由此,本文试从寄生地主制与幕藩领主制关系的讨论到以寄生地主制中某一阶层,即既具小地主身份又多为农村治理者的田乡绅士为切入点,浅析寄生地主制在日本近代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封建租佃制的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互相关联。租佃制的发展既是以阶级变化为基础,同时又促进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利用租佃制剥削佃农的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而这些阶级关系的变化又推动了封建租佃剥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封建租佃剥削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剥削形态。分析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形态发展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当会有所帮助。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理论概念内涵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五形态体系内说和五形态体系外说。五形态体系内说的原始社会说,更切合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史的实际。亚细亚的原始所有制以及由此构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西方都曾经历过的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国原始聚落共同体所有制,是亚细亚的所有制的最古老形式之一。从中国原始聚落形态的角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更切合马克思关于生存方式决定文明起源路径的思想,也印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说。     

黄宗智中国小农“三幅面孔”统一体说的误区

中国农民包括小农、大农、雇农三大类.黄宗智的中国小农"三幅面孔"统一体说,事实上是个随意拼凑的"创见".经营式农场主、雇农都不在小农范畴,"三幅面孔"只能和富农、自耕农、佃农相关.经营式农场主和雇农二者所构成的一种生产方式,根本就不能用来反映中国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以及受其影响小农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状态.中国小农"三幅面孔"统一体说提出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经营式农场主、富农、自耕农、佃农、雇农都被包含在小农范畴.由于和农业商品化联系最密切的是经营式农场主-雇农生产方式,所以考察农业商品化、世界经济、帝国主义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就需要把经营式农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论租佃关系的日常性状——基于20世纪30年代苏州“打催甲”的考察

对于租佃关系的性状,不同的生活群体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认识。作为租佃关系的一方,生活于苏州东乡的佃农,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境况下,撕破平素温厚的面纱,对强横逼租的催甲发起攻击,衍为生存压力下的集合行为。在佃农看来,租佃关系的日常状态,无论是平素维持,还是一时变故,只是不同个性的地主及其代理人(催甲)与自身生活交往的一部分,而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地主阶级的劳动占有关系不大;是为租佃关系的日常意识,或称模糊的阶级意识,它体现了日常世界的时空观和道义观。与佃农的日常意识不同,社会精英关于租佃关系的阶级意识源自对抽象社会结构的理性剖析;是为租佃关系的非日常认识。这样的认识难以改变佃农的生活选择及其日常逻辑,而后者也是实际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值得社会史学者特别关注。     

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规定性,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根本特征,是系统内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是区别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影响社会主义一系列的问题,决定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是一个系统：既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义要反映上层建筑;既反映政治关系,又反映经济关系。     

论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为小生产社会——兼论封建社会论的内在逻辑矛盾

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的说法有两大根据:"自然经济"和"地主土地制占主导"。经典版封建社会论的这两大根据在逻辑上无法自存。而修正版将自然经济改为商品经济,仍然无法避免地主阶级占主导与市场最重要主体为农民这一论述之间的矛盾。归根究底,封建社会论的理论问题在于将租赁视为判别生产方式的最基本的判别标准,而这一点难以成立,因为它有违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控制理论。一旦确立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是以市场作为资源基本配置方式和自耕农作为主导阶级的前提,结论就是,秦汉至明清中国社会为小生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