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道咸同时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

道咸同时期中国独尊的传统外交体制在西方势力冲击下日渐瓦解,它虽给时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失落,但并未阻止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这一演变不仅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向外派使的发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人国家利权、国权等近代外交意识的诞生。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简论中国早期外交近代化的延误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从晚清外交机构的演变看中国外交近代化

近代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打破了＂夷夏之防＂,开始接受西方外交观念、外交制度,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外交体制,慢慢地融入了世界,形成了新的国家关系,成功实现了外交的近代化。文章从外交机构的演变、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原因、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晚清时期外交的近代化及其思考

面对西方的侵略,晚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外交体制,由于此时社会思想发生了裂变,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结构,这在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晚清七十年外交的基本走向。由于晚清政府外交指导思想的不成熟和外交运作体制上的不健全,导致其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总体是失败的,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研究述评

近1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毛泽东“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因、内容、历史作用及局限性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考察,提出了一些较有新意的看法。西方学：术界的这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外深入研究毛泽东外交战略和新中国外交史,对当今中国学者深入研究毛泽东外交战略和新中国外交史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魏外交文书试探

北魏外交对象层次复杂,既包括对峙的南朝政权,也包括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以及西域、高丽等四方远国。北魏在同这些国家进行交往时,根据不同的外交对象和不同的外交事务分别采用不同类别的外交文书。而且,各类各级外交文书都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定,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起草、撰写。北魏外交文书不仅表现了北魏国家在外交活动中的主体意识,也是其外交方针和策略上注重实效的体现。     

马尾船政文化

1866年,中国洋务运动领袖之一左宗棠为了“富国强兵”．在马尾创办了船政,通过引进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以建造舰船和培养人才为主体,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序幕,在近代中国科技、外交、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史学家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活化石。     

“不怕鬼，不信邪”——亲历新时期外交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钱其琛同志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写道,在他担任外长的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而笔者恰恰正是在那段时间,担任了两年半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中,美国、日本、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止双方领导层的互访。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宣布取消或推迟原定的对华访问。霎时间,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中国外交面临严峻考验。     

简论西夏外交文书

外交文书是国与国之间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在西夏与周边民族密切交往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交际作用。对西夏外交文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研究西夏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外交策略、外交思想,为更好地研究西夏提供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此,我们利用目前所见资料,从西夏外交文种、西夏与宋辽金公文及公文分析这两大方面,从文书学、写作学等角度来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探讨,从而了解西夏外交文书的内容及特点。     

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

<正>汉王朝的统一及其强盛,使其成为公元前后长达四百年雄踞东亚、睥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其外交触角亦随之从东亚地区伸向了广袤的西方世界,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时代发展和外交新局面的需求,使其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促使其外交职能急速膨胀,构建了一整套相应的外交体制,从而把自先秦以来形成起来的中国古典外交体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发展阶段。它不仅在汉代发挥了外交职能的积极作用,而且还被日后诸王朝所取法,直至近代被欧美政治制度所取代。显然,这个时代的外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奕訢与中国近代外交

提起中国近代外交,人们往往议论最多的是李鸿章,并将其“外须和戎”称为洋务派总的外交路线。其实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评论的那样:自从中国向西方开放以后,真正奠定中国近代外交政策的是奕訢,而不是李鸿章,因为从1860年至1884年这     

瓶颈与突围：战国秦汉户籍制度研究的新进展

<正>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就高度重视人口的调查和统计。至迟到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就相继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其中,存留户籍资料较多者尤以秦国为最。户籍制度的产生是和官僚制度的建立同步的,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称誉中国在秦汉就建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官僚制度,并感叹这一制度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成功地管理了广大分散的农民。殊不知帝制中国的官僚行政是以各类簿籍文书为凭借的,冨谷至就形象地称之为“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就户籍类文书而言,     

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

中国学者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但受制于本国的资料,也受制于日本的资料,而后者的制约可能会更大。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销毁战争罪证、逃避战争责任,分别命令下属烧毁了大量的文书,主要是最为重要的机密文书“外务省记录”和“陆海军文书”,由此造成了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战后美国接收了一些免遭烧毁的资料,部分地制作成缩微胶卷,使得战前日本的机密文书,得以公开于世。美国后来将大部分资料归还了日本,但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主要资料,数量与质量均已非常有限。日方史料的这种状况,值得提请所有研究现代中日关系的学者们,必须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并努力在“日本之外”发掘新的资料。     

琉球事件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宗藩体制的舆论--以《申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琉球事件当中宗藩体制正面临着崩溃 ,中国社会舆论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在不同阶段 ,舆论先是要求清政府与日本争琉 ,继而要求清政府舍琉 ,最后要求清政府为琉存祀 ,而所“争”、所“舍”、所“存”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 ,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 ,外交自然只能处于被动。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建国初期的冀朝鼎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冀朝鼎在帝国主义实施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困难面前,积极探索中国外经贸的新体制,加强外汇管理,以灵活的外交,与11个国家签定了外贸协定,还成功地与日本、英国等未建交国家进行“民间贸易”．打破西方列强的孤立政策．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的新局面。     

晚清重用“洋雇员”

在工商、军事、外交上向西方的求援,固然无法挽救清朝于将倾,但路径是明智的,这在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道统”中,是迟来的觉悟。     

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突破和转折——1873年外使向清帝面递国书交涉事件简论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用武力和强权否定了清王朝以跪拜礼为象征的朝贡制度，此后又通过步步进逼的交涉，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历史性的让步。1873年6月29日，清朝同治皇帝基本按照近代国际通行的外交礼仪，接受了各国使臣面递国书。清朝方面对此事的记载略而不详，因为这毕竟意味着“天朝”礼制的崩坏；西方各国却对此大加渲染，因为这代表着中国人心理上的“天朝”壁垒被突破。从更深层说，这又是中国走出深闭固拒，进入“万国”之列并互相交往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外交制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