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纸背奏销册研究

芷兰斋藏影宋本《毛诗》是一种新发现的清代公文纸印本,是1920年底至1922年之间傅增湘委托张元济用“官纸”搭印的《四部丛刊》零种,所用“官纸”很可能出自内阁大库档案所存奏销黄册。经整理研究,《毛诗》纸背奏销册原题名应为康熙六十一年分“满汉各镇标协营官兵马匹应支俸饷干银米豆草束文册”,它与现应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两种同年同名黄册一起,共同构成康熙六十一年浙江省兵马钱粮奏销册。该纸背奏销册的发现,既可以与存世的两种同年同类奏销册互为补充,又可以增加目前已知的清代公文纸印本古籍的数量,在文献学上具有一定价值。     

光绪十年京员津贴再探

光绪八年云南爆出报销案,显露出清季各省外销财政之冰山一角。随后户部颁布京员津贴章程八条。京员津贴并不开支国家正供,而从各省关外销项下动支,意在既可补贴京官,又可不动正款。各省因此别立各种款目,为言官所抨击。光绪十年津贴京员提解外销,沿袭的是清代历史上财政治理的经典范式,即将本属奏销制度之外的外销款项,纳入正项化管理轨道。京员津贴的推行,隐含清廷褫夺各省外销财权而集中于中央的财政意涵。     

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

应该说,仓储制度既有贮粮备荒、人安而致政洽的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又是国家财政中“致财足以制国用”的重要经济保障。而常平仓又是清代仓储运行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清代常平仓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财政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灾荒时期的社会保障与救济等各方面均有牵涉,且关系密切,因而研究清代常平仓制度的发展、演变,不仅可以窥察仓储的诸多特性,也将会对清代财政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有益补充。     

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评以销量推算产量的方法

黔铅的开发与清代国家铸币及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清代矿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考证其产量和销量是研究黔铅地位、作用及其影响的前提。本文以清代档案中黔铅矿厂年度奏销数据为基础,考证清代不同时期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并对清代矿产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检讨,以期推进清代矿业的研究。     

实征、定额与奏销:清代云南矿税研究

清代云南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矿税是研究矿业规模和矿业管理的重要依据,故清代云南矿税问题是清代矿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直接引用文献中的矿课数据,并未追究其来源和内涵,甚至以定额替代实征。因此,本文在分析清代云南矿税来源与内涵的基础上,借助清代奏销档案,推算清代云南全省实征矿税银数量,并对其变化和原因进行分析,以期推进清代矿业研究。     

纸背文书所见清乾隆时期浙江奏销册的缀合与定名

芷兰斋所藏《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纸背文书为清康熙、乾隆时期形成的三种公文档案,其中一种为乾隆时期浙江省漕运钱粮奏销文书,共计143叶。这些以散叶形式存在的文书大致分为四组,可以连续缀合的部分累计达138叶,约占全部文书的97%,连缀比例之高在古文书散叶缀合整理中非常罕见。该种文书的造报主体为浙江省督理粮储漕务道,其中的钱粮征收年度是乾隆六年,钱粮起运年度是乾隆七年,造报年度是乾隆八年,具体造报月份则是该年的五月。文书的性质属于户部漕运类漕白征收子目类的“本折收支(支销)题销册”,具体定名应为《户部项下乾隆七年起运六年分见征漕白正赋存留本折支销钱粮题销文册》。该种文册作为新发现的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代浙江乾隆时期漕白征收类奏销册偏少的缺憾,也为追寻清代内阁大库黄册档案文献流失过程揭示了新方向。     

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市场化倾向

<正>中国古代主流观念反对"与民争利",清代食盐垄断专卖正是与民争利,因而饱受清代士大夫的批评。在清代舆论的基础上,当今学界似乎形成了共识:清代盐政是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干预经济,从而为国家财政服务的制度。它和汉唐以来的食盐专卖制度一脉相承,是有悖于市场机制的管理办法,"反映了国家政策与客观社会经济法则的背离"[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这一认识建立在对食盐专卖制度的判断上。实际     

清前期内务府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

造办处为内务府核心机构之一,雍正、乾隆年间发展成为总领宫府匠造的首要内廷衙门。造办处器用办造所费不赀,产生之初便有独立于内务府的经费来源。康熙至乾隆朝,随造办处全国性办造网络的形成,此前盐课、关税的种种非正式挹注最终以专项经费的面貌出现,完成专款奏销与定额起解的制度化过程。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与皇室财政收支体系的变动互为表里,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盐课、关税的收缴和出纳,展现出皇室财政、国家财政及地方公费之间的消长和博弈。     

清代地方财政亏空原因探析

自顺治定鼎中原以来,清代地方财政亏空现象便如影随形,清代官员、学者对产生亏空的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归咎于官侵、吏蚀与民欠三方面。近代以来,学者研究清代财政亏空问题也是围绕着上述原因展开。实际上,地方赋税繁重使得地方官员难以顺利收缴、物价和银价的变动以及清朝赋税蠲免政策都是导致地方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论三体及四体合璧《大藏全咒》的编纂和刊行

清代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一贯重视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从而敕修、刊刻了很多满、汉、蒙、藏佛经及三、四体合璧佛经,其中就包括了《御制满汉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及《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本文根据《奏销档》、《奏案》、《军机处上谕档》、《实录》、《会典》等档案、文献,考订此经编纂始末,及颁赐寺庙、培训诵读、刊行出售等情况。     

对清代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的再认识

在清代服饰研究及实物辨识过程中,人们一般根据《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记载清代服饰典制的文献,把八团彩云金龙纹样认定为清代后妃吉服上的专用纹样,并进而以之作为区分清代皇帝和后妃服饰的重要标识。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清代服饰实物、清代宫廷绘画中的服饰图像以及清代文献中相关的记载等直接或间接的资料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一认识存在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事实上,八团彩云金龙纹并非清代后妃服饰所专有的纹饰。清早期,皇帝也曾穿用过饰八团彩云金龙纹的吉服,这种男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与女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存在着明显相异的形制特征,并有其特有的始创、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发展过程。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清末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始末——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及舆图资料为例

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李鸿章(1823—1901年)奉派担任特使,与日本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即《马关条约》)。随后俄国联合德国与法国,要求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清廷又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两港口租予俄国,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扩张,即向清廷提出要求租借威海卫。依据档案史料记载,英国租借威海卫是经过分析与策划并与列强交涉协商后,即与清廷进行威海卫租借交涉,并逼迫清廷签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划入其势力范围。本文拟以《租威海卫专条》原件以及相关舆图、“中央研究院”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英租威海卫案》等档案史料为基础,对英国租借威海卫交涉史实作简单的探讨。     

清代宫廷绘画稿本述考

清朝的宫廷绘画存世颇多,其中尤以记录当时事件和人物的纪实作品最具价值,而此类画幅一般均在正图之前画有稿本。本文叙述了所见清代宫廷绘画之稿本,进而说明这些稿本的相关情况并考证其内容。     

新疆行省制下督、抚、将军的改制探索

清末新疆改设行省,施行"新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策划新设行省的高层政区,妥善处理督、抚、将军的关系是清廷面临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由于朝廷议定的行省建置实际上已经偏离左宗棠、刘锦棠最初的设计,以致贯穿清末新疆省政治生活内部最突出的问题——抚、军争权与督、抚、将军关系问题,本质上是由新疆行省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及行政层级的缺陷造成的。当新疆的社会常情与朝廷的谕令章程发生矛盾时,其高层政区的运转弊症尤为引人瞩目,清廷也在不断地尝试内外均衡的调适机制。最终,新疆"新制"运行改革的过程,并入了晚清政府探索变革的轨道。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Conflicting viewpoints on opium prohibition: Radical changes to opium poli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ban on opium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larger and more influential than ever before. Opinions differed on opium prohibition between the court and society. The intelligentsia and government believed in a set of policies, while opium farmers and traders resisted them. Subsequent conflicts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especially when opium farmers began protesting the ban on planting opium. The reactions of officials and commoners towards this backlash against the opium ban were very complex. The rehabilitation plans and measures following the backlash proved ineffective, leaving a confused situation out of control.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Wen-shi-zhe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2004:2     

清代黄龙山地垦殖的政策效应

本文以清代黄龙山地的垦殖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清代中央到地方影响山地垦殖的有关政策的梳理, 分析了鼓励山地垦殖政策和逐步取消对外来移民的限制政策互相作用。这种政策的效应在清代中后期使得黄龙山地人口增加、垦殖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这种垦殖的盈缩, 有清一代, 其覆被经历了林地-农地-林地的变迁。山地垦殖的结果导致了黄龙山地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试论清代皇帝明黄色朝袍的功用

在清代皇帝冠服中,明黄色朝袍的功用尤其引人关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朝祭所御”的概念往往含混不清,以至认为清帝明黄色朝袍既可亲郊飨庙又能御殿朝贺,模糊了朝服与祭服的区别。顺治十年(1653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傅景星奏言:“自古帝王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衮冕黼黻代有不同,朝有朝服,祭有祭服,所以肃臣民而格上下也……”。本文旨在讨论清帝明黄色朝袍的不同作用,从而区分出朝服与祭服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