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昆的谱本宗与宗法收族理论

徽州为明清宗族制度发达地区,这也是徽州士大夫文人宗法制度庶民化努力的结果。宗法制度庶民化并不仅仅是宗法制度贯彻实践的问题,也包含士大夫文人对民间宗族建设活动的宗法理论解释。汪道昆的谱本宗主张及其修谱活动就是建立在民间宗族的祖先谱系文化基础之上,反映了世家大族的独立性追求与以村落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其强调的亲亲收族是对谱本宗活动的宗法理论新解释,民间宗族建设实践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庶民化发展。     

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家礼"庶民化"是明代礼学的一大特色。此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社会因素之推动,尤有赖于地方社会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本文利用现存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围绕礼书、礼图和演礼观习等家礼传播途径,揭示了家礼知识是如何"下渗"民间的。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     

广州孔氏族谱所见晚唐北方家族迁移岭南考

正唐代是北方家族向岭南大量移民的时期。[1]然而在岭南族谱资料中,有关唐代北方家族移民岭南的记载却非常少见。不过广州孔氏族谱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例外,其中明确记载了唐末孔氏从京城长安迁移岭南的过程。此外,明清时期多种广东地方志也记载了唐代孔氏家族的南迁,但是其中讹误较多。本文旨在对相关资料作仔细考辨的基础上,探讨孔氏家族在唐末迁移岭南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揭示唐代北方移民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     

墓志所见唐岭南贬谪官员家族兴替与政治和社会文化之关系——以《呼延章墓志》为例

呼延家族原本是匈奴贵种,随鲜卑南迁,后逐渐趋于汉化。通过对呼延章及其先世渊源、仕宦沉浮的梳理,可为探究唐岭南贬谪官员家族的官历及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文化之关系,补充弥足可贵的史料。同时,呼延章墓志也可为学界探讨唐中央政权如何治理和控制岭南,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屈大均整理广东古代文献的业绩和成就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岭南地方文献记录了南越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是我们研究古代岭南社会精神面貌与物质生产的重要资料,也是岭南乃至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岭南文献得以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整理,是到了明代后期才开始的.降及清代,由于考据学的盛行,整理文献的工作进入了鼎盛时期.能人辈出,成果累累,岭南文献因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本文重点研讨开粤人整理文献之先的著名学者屈大均的业绩和成就.     

东爪哇韩氏家族：企业精神与政治舞台（18—19世纪）

本文通过对韩氏家族两个支派的华文和马来文族谱和相关地方文史资料的研究,分析阐述了18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爪哇韩氏家族的人物关系、社会结构、融合情况及其在当地经济中的作用,旨在更好地了解东南亚华人移民家族的融合与文化适应模式。     

开豁为良与徽州小姓的家族建设——以祁门县溪头坞江姓为中心的考察

咸丰九年,祁门县溪头坞江姓通过一纸契约得到了开豁放赎,与在城方姓脱离了自明代即已形成的主仆名分和经济依附关系。改贱从良之后,江姓开展了一系列家族建设活动:通过建祠堂、修族谱、选族长等组织化建构,实现了家族社会地位质的提升;通过持续购置田地,为家族的生存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协作生产、接受找价、租田取利等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联姻联亲、联合办会、教育子弟等社会文化活动,适应了地方社会生活。江姓最终实现了由小姓之家到庶民家族的转变,顺利地融入了徽州宗族社会,为考察徽州小姓的开豁以及开豁之后的家族建设实态提供了典型案例。     

曹操家族世系新考

曹操家族精心构建了家族的谱系,强调其自身所具有的曹参后裔身份和秦汉大族地位。综合比较、分析现存的几种曹操家族谱系文本可以看出,其内容一方面与两汉时期曹参家族的活动轨迹并不相符,尤其是缺少了家族迁徙的关键记忆;另一方面也与曹操家族真实的宗族状况相距甚远。这些矛盾都和曹操家族有意攀附祖先的行为有关。谱系书写是中古时期极为重要的知识资源,紧密关联着大族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曹操家族先后多次改易家族谱系文本即是为了迎合社会需要,表明汉末门第观念和贵族文化自觉的加强。值得注意的是,攀附祖先的谱系文本中混杂了来自官方旧有和民间新造的姓氏学知识。     

六朝岭南家族统治新探——兼论家族治下的地方权力构造

六朝政权对疆域内各区域的治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当时岭南出现的"家族统治"现象就是一例。就地域来源而言,可将之区分为在地豪族的"世袭式"统治和侨人家族的"断续式"统治。在地豪族控制州郡主要凭借的是家族势力及在地方上的领导力;而侨人家族的出任,主要是朝廷欲借重该家族与岭南吏民的"义故"关系。家族治下的岭南地方权力构造是在地豪族联合,抑或侨旧家族合作来控制地方,实际反映了岭南地方豪族势力的强大。岭南家族统治的出现和延续,虽有其弊端,但能降低中央控制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成本,在非常时期稳定地方统治秩序。     

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邹公是汀州四保地区最重要的地方神,至迟元明以来就为当地村落所崇奉,并被当地邹氏视为始祖。文献资料多认定邹公是南宋状元邹应龙,实际这一说法在明代后期邹氏地方精英开始有意识进行收族活动后才出现,与汀州流传的一系列斗法传说有关。这些传说透露出邹公不是状元,而是位神通广大的法师。邹公从法师到状元的身份转换过程,不应简单归结为士大夫文化取代地方文化的过程,而应视为道教、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几种文化传统相互合成的结果。     

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

本文依据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大全》讨论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和教皇们有一种二元论的政治理论 ,认为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领导机构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 ,前者负责国家的治理 ,后者负责宗教事务。他们以为这一理论有利于教会和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划分清楚教会和国家的权威范围 ,教会法学家把教会法界定为独立的法律体系。在复杂的现实政治中 ,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做这种区分是极为困难的。     

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

鸦片战争前夕 ,英国水手在中国领土上殴毙林维喜。对此 ,林则徐根据国际法准则要求英方交出凶犯 ,据理力争 ,有理有节。而义律作为英国驻华的高级官员 ,其所作所为 ,背离国际法原则 ,藐视中国法律尊严 ,也使英国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义律在林维喜命案中设立的法庭与所进行的审讯是非法的 ,他的裁决当然也是无效的。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 ,寡妇较多 ,她们改嫁的比率较高 ,再嫁者守寡时间较短。历史事实表明 ,寡妇对于是否改嫁的选择 ,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且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欧洲较为开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 ,寡妇自身的财产和处置财产的权利 ,为她们改嫁提供了可能。而传统时代的经济体制和现实生活的艰辛也要求她们重组家庭。     

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

西周至春秋时期 ,吴都共有四次迁徙。周康王时 ,虞侯被封在江苏邳县加口 ,称“俎侯” ,春秋时为“”地。从康王时到西周晚期 ,吴国一直以俎为其国都。春秋初期 ,吴取邗国而建都于邗 ,即今扬州一带。邗为吴都一直到吴王诸樊时代。第三次和第四次迁都在吴王诸樊之后。诸樊与阖闾之都为秦时“吴县” ,即今无锡市西南 45里的闾江乡一带。吴王阖闾时所筑并所迁之都在今苏州市 ,其地本名即“姑苏”、“苏”。至夫差亡国之时苏州一直为吴都。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明清以来的苏州家庭经历了一个从大家族聚宗而居到以小家庭为主的变迁模式 ,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网络 ,大众心态呈现出多元信仰及求实变通的趋势。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这三个相互作用又制约的三个层面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其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徽商输回徽州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原有的宗族势力 ,社区保障则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 ,大众心态也呈现出信仰一元、理学独尊的格局。同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却走上了一条与苏州相反的道路     

论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认清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至关重要。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的功能和目的包含集思广益和利益协调两个方面。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则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个人对多数人意见的服从,对整体意志的服从,对统一的决定的服从,对纪律的服从,对代表共同利益的权威性指挥中心的服从。从作为一个政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来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和谐整体。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归宿和方向。     

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历史是一个共同回忆 ,其组成有一个系谱学之线索可寻。有关现代国家起源的民族史系谱 ,往往是近代的发明。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 ,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 ,曾奉黄帝为华夏域之奠立者 ,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黄帝崇拜的叙事 ,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 ,表面上首尾一贯 ,其实是一个混合语 ,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

曹氏在汉宋之际的敦煌是著名的姓氏 ,对两汉与五代、宋朝敦煌地方政治影响极大。敦煌曹氏的渊源有二 ,来自中原内地与来自中亚粟特。本文对汉代以来胡汉两支曹氏的渊源和势力发展进行考察 ,在此基础上推考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族属郡望 ,最终认定曹议金家族是中亚粟特曹氏的后裔 ,五代初年夺取归义军节度使后冒充谯郡曹氏 ,藉以抬高门第 ;曹氏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是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政权 ,而此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

“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 ,即西汉以后分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 ;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 ,即隋代设立进士科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进士科举不始于隋文帝时而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炀帝始建进士科时并未予以特别的重视 ,进士科举的重要意义是因后来它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上影响日益重大而为后人所赋予的     

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

192 5— 1 92 7年 ,冯玉祥在政治方面的进步尽管不大 ,但特殊的政治形势决定其充当了独特的历史角色。当时的中外反动派认为冯及国民军是北方“赤化”的中坚力量而大力围剿。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 ,但最终还是被逼到了国民革命的一方。冯玉祥加入国民党改变了南口大战的性质 ,使其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北方战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大革命的历史中应当有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