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史学的实证倾向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各类史料的考证和辨析。这时期的史学既是对古典史学的继承,也有超越的一面。在博古学的影响下,史料的范围得到很大扩充。而史料的考辨,则明显受惠于修辞学。这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再加上对多学科方法和手段的利用,已展示出新的史学风貌,有助于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西方史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史皆档案”:沈兼士的史料观探研

沈兼士是近代著名文字学家与档案学家,不以史学闻世,但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先后领导了这两个学术机构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抢救、发掘与整理,并在大量整理档案的实践基础上提出“史皆档案”,扩充史料以及档案的完全公开,并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档案,用档案整理训练史学人才等。在上述史料观的指导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公布不仅为创建时期的清史学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培养了清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同时倡导了清史学建立在档案基础上的研究理路。沈兼士的史料观体现出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时期史料观念的变化,有力促动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史学研究呼唤理论

从80年代初期至中期,当“史学危机”所带来的惶惑和迷惘严重困扰着中国史学界的时候,不少原本对于史学理论具有浓厚兴趣的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的、审时度势的反省和思考,最终选择了沉下心去埋头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做法,对理论则采取了一种相对疏离和冷淡的态度。有学者将这种状况归结为一种“回到乾嘉去”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当时曾有不少人提出种种批评。如指出:“历史学界‘重史轻论’的现象有所抬头,以‘史’为‘实’而以‘论’为‘虚’,着力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而忽视理论的概括和探求”①;“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相当淡薄,越来…     

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

人物研究向来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随着史学潮流的变化,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取向。以傅斯年研究为例,主要表现在:以各种形式的新材料揭示了新的问题;重回历史现场,揭示了其史学口号的本旨,并梳理了"史料学派"对后世的影响。其中,似无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追求:走进人物的心灵,去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按此,不是不需要史料,而是需要更多的史料甚至穷尽史料,去以实证虚,即探求人物的无意识心理、言之真意、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这显然超越于各种单纯的史料而形成"史料之外的历史"。如此所为,或许能变作今后人物研究的有意识指向,以使史学研究跃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西突厥史料》与《新唐书》“西域史料”的关系

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发表至今已百余年,依旧稳坐突厥史研究与学术领域的高位,这其中固然有沙畹先生作为学术大家撰修的原因,也在于本书采用一种新颖的史观方法撰写而成,给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一种新的启发。作者以汉文史料为基础,综合中外史家、学者成果与自身思考推出新的观点,采用中西文献资料相映衬的方法来架构一种新的区别于中国史观的研究视域,采用"中史为体,西学为用"的编纂手法来将西突厥的历史整理书写出来,第一次使得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脱离中原主体论而独立出来,给予他们自身为主体的历史。这种中西史学相结合、互补长短,使史料更接近史实的行为,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傅斯年以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成为所谓"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而"史料学派"之推动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又常与德国兰克学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仿。不过傅氏虽然曾留学德国,但从他的藏书和其它资料来看,其实他在留学期间,对兰克学派及其德国的历史研究,并没有太多接触。相反,傅氏对西方博古主义或古学运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颇有兴趣。他在回国以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显示出他之强调史料的扩充和整理,并由此来推广科学史学的做法,介乎于科学主义和博古主义之间。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治史理念与学术分野——以明成祖生母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大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为当时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一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这场学术争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个人矛盾激化的影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加深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认识。     

略论陆懋德的史学思想

陆懋德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他强调治史应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为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这种史学思想,是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惩恶扬善”。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塔西佗对史料的选用精益求精: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塔西佗的史料方法旨在厘定历史人事的善恶之实。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一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史学研究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论史料

史料是一种语言,对史料性质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元分析”。只有在史料系统内部,史料才具有客观性。史料的客观性是一种语言的客观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就是运用史料的规范性,即语言游戏的规则性。史料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假关系。史料不能直接产生理论,但可以充分限制理论;史料虽不能肯定什么理论是好的,但可以肯定什么理论是不好的。     

从《世说新语》与《晋书》对东晋道佛二教的不同书写论曲笔

《晋书》与《世说新语》是研究东晋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东晋道佛二教并盛,而《晋书》与《世说新语》各有侧重。《世说新语》崇佛抑道,《晋书》崇道抑佛,其直接原因在于其书写者心目中二教有优劣之分。其淡化或湮没的一方,可以命名为"第二教"。这是另一种"曲笔"。这种现象存在的深层背景在于传统书写中独立的史料意识的缺失,而独立的史料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首重之事。正视第二教缺席的现象,也能给历史研究诸多有益的启示。     

五四时期对新史料的接受与认识

19世纪末以来新史料的大发现 ,对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前后是接受与认识新史料的重要时期 ,王国维等人积极利用新史料进行史学研究并大力介绍新史料 ,使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很快认识到了新史料的价值 ,这对于五四时期史学乃至 2 0世纪史学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

本文从儒家学术传统的变迁出发,考察考据在明清两代的兴起和发展,及其在德川日本的影响,从比较的角度,检讨中日两国近代史学的传统资源及其不同之影响。考据的方法作为一学术思潮在明清交替之后盛行,则与明代王学之泛滥和清代的统治有关。这一思潮到了19世纪,在中国已呈衰颓之势时传入日本,逐渐主导了日本儒学和整个学术风气。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史学开始迈入近代化,其特征是一方面吸收西方“文明史学”,另一方面又因考据学的兴趣而对德国的兰克史学情有独钟。考据学在清末的衰落和今文经派的兴盛,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由于考据学兴衰在中日两国的“时间差”,使得两国的近代学术呈现出重要之不同。[编者按]     

清史研究现状中的若干问题与解决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无外乎两样。一是史料,一是史观,抑或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学者津津乐道于研究方法一如西方学者热衷于创建研究方法。然而,历史的客观叙述终究基于丰厚真实的史料,合理完美的理论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非目的。无论如何,挖掘、甄别史料应是每个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西方学者按照其注重逻辑的传统往往痴迷于研究方法论的构建,多以为历史研究不仅在于叙述过去的历史,还应对未来做出预想。若此,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式的历史叙述,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显得平铺刻板而缺乏科学性。然而,如果我们将历史界定为"过去的状态",那么,我们对史料乃至历史真实的追求实应凌驾于研究方法的创建之上。     

研究视角与史料--"查士丁尼瘟疫"研究

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察问题的角度常常决定其对史料的选取、考证、解读和运用,进而影响其对历史问题作出的判断。6世纪拜占廷作家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史料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注意,相关研究的结论也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大多以为“人力”胜于“天力”,关注的重点在当时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内外政策上,而没有注意到这些史料记述的历史事件的重要性。目前,“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黑死病”的史实基本上无人质疑。但是,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不同,这次瘟疫造成的严重后果似乎还没有引起史学界应有的注意。     

论尚钺的史学观

尚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史学社会功能方面,他认为史学的研究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发展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史料选择方面强调要足够多地占有史料,全面分析史料,正确对待史料不做史料的尾巴。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尚钺认为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用效果和动机相统一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