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尔田对考据学的批评——兼论其与王国维的互动

近代中国,遭逢世变。张尔田蒿目时艰,继承实斋余绪,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阐发经史典籍之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回溯清代学术,批评考据之学流于饾饤,忽视义理,致使传统学术难以焕发活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等人高唱"整理国故",用清代朴学比附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张尔田认为此乃否定中国传统的自身价值,会导致传统"古董化"。王国维与张尔田曾往来频繁,目睹王国维被新派学人争相推崇,张尔田担心他会与胡适等人殊途同归。然王国维辛亥以后,对儒家伦理持之甚坚,这一点与张尔田立场一致。二人虽在学风上各有特色,但基本价值观则并无不同。     

胡适与国际汉学界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与国际汉学界的交往之广,历时之长,或可称最。论国别则有法、英、德、美、俄、瑞典、瑞士、日本、朝鲜,论人物则包括夏德、钢和泰、伯希和、伊凤阁、高本汉、斯文赫定、尉礼贤、佛兰克、庄士敦、翟理斯父子、维列、苏熙洵、慕阿德、李约瑟、阿列克、戴密微、恒慕义、傅路德、魏特夫、狩野直喜、小柳司气太等,几乎囊括世界汉学研究机构及各国汉学名家乃至后起之秀。见多识广弥补了胡适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与后劲不够,使之在议政从政之际保持作为学界领袖必不可少的学术鉴赏力。但国际汉学的巴黎、京都两大主流派成员对于胡适的学术主张与成果不无微辞,这对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胡适及其所引导的主流派颇具讽刺意味。由此可以显现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得失。     

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上)

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于１９２１年８ 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女神》发 表,离不开“创造社”。这一诗集的发表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诗坛上的永恒地位,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这部诗歌大大风光了一番,并将胡适的（尝试集）比得有些暗淡。在近代“新诗”的探索方面,胡适与周作人耕耘播种而郭沫若则开花结果。“薄有名声”之后,郭沫若对自己的医学,就兴趣不是很高。这种不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的耳朵有严重的重听,不适合再做医生,二是自己的文学创造有了成就,极大地吸引着他的精神。 “创造社”的创立,是…     

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罗志田余英时先生说,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①。胡适选择的志业就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以为中国不亡的远出,而最终是要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那么,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呢？毫无疑问,...     

胡适和杨振宁的交往

杨振宁先生曾撰文提到,由于父亲对他婚事的关怀引发了一段他和胡适的交往。1949年夏,杨振宁转去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怀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杨振宁小时在北平曾见过胡适一两次,得到这个口信,他便跑去拜见胡适。见了面,胡适十分客气,说了些称赞杨振宁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出国前曾看见过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杨武之托他关照杨振宁找女朋友的事。接下来胡适还极风趣地幽默了…     

胡适学术方法论对宋学、清学方法的继承发展

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界最重视学术方法论的史家,一生致力于科学方法论的建设和传播,提出了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核心的学术方法论。他的学术方法论既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宋学和清学中的方法作了继承发展。他认为科学方法无古今中外之分,中国学术史就是科学方法的演进史,程朱理学的科学方法开启中国近代学术之先河,清代朴学的治学更具科学精神。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应当继承宋代和清代学者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胡适对宋学和清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科学化进程;然而,又是唯科学主义的,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未能揭示中国传统学术人文道德理性的精神,其学术得失对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

五四新文化时期 ,胡适借助西洋统系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 ,建立起新的学术典范 ,成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要角。但从 1 92 0年代后半期开始 ,他的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述 ,遭到各派学人或隐或显的批评指摘 ,矛头所向 ,正是以西洋统系条理本土材料的弊端。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压力 ,胡适表面不动声色 ,暗中从著述和方法两方面设法重建学术地位。这种成败同因的戏剧性变化 ,提醒后人更加注意中外文化交融大背景下学术与思想的微妙关系。     

北大功狗

有一次,傅斯年在演讲中说：＂孟邻（蒋梦麟）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说他自己则是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办事却比胡适之高明。     

胡适和他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中青年人,对胡适这位在20世纪的中国发生过很大影响的学者,有的知其名而不详其生平作为,有的或许连名字也陌生。这并非年轻人之过,而是颇为曲折的中国现代历史造成的。其中,五四运动后,左翼右翼鸿沟日益加深,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对胡适的指摘乃至奚落嘲讽,尤其是50年代初大批胡适那阵汹涌浪潮,使人们对胡适的认识已被导向于“定格”,几至要把他淡出历史了。近几年,大陆思想学术界重新研究和认识胡适者逐渐多了,大体上,已经使这位近现代中国著名学人向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稍稍靠近了。但评价上的纷争未息,估什一时也不大可能停息…     

胡适清代思想史研究浅议

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贯穿胡适一生的一个学术主题。胡适认为,清代思想的发展是中国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了科学和理性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清代的反玄学运动、考据学和新理学进行了阐释。在对费经虞、费密、颜元、程廷祚、戴震等人的研究中,胡适形成了他治清代思想史的规模,并对反玄学运动的贡献,考据学的起源、内涵,新理学的传承、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胡适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又一个范例,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反映了他对中国化发展的认识和希望。虽然未及系统成书,但基本展示了他对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看法。     

胡适喝酒

胡适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有一次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适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 perance Lesgue(节酒会)的会员。胡适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不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事实上胡适从不闹酒。某年,胡适由沪赴平,途经青岛,应邀去青岛大学演讲,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高明之至,对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     

胡适喝酒

胡适酒量不大,但很喜欢喝。有一次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而壶告罄。胡适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TemperanceLesgue(节酒会)的会员。胡适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事实上胡适从不闹酒。某年,胡适由沪赴平,道出青岛,应邀去青岛大学演讲,下榻万国疗养院。讲题是《山东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就地取材,高明之至,对于齐鲁文化的变迁,儒道思想的递嬗,…     

现代大学之梦:胡适思想的另一个视角

现代大学进入国人的视野,与救亡图存的局势密切相关,而国人对于现代大学的理解,则经历了"作育专才"说、"研究高深学问"说和"造文明"说三个阶段的递进。胡适在这一递进中,堪称"造文明"说的先驱。他的"兴大学,造文明"之梦生发于留学时期,实践于归国以后。这一努力虽然历经各种困难和挫折,有时胡适也不免有沮丧之感,但总体上还是应之以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胡适的现代大学梦最终重挫于内战,然其诉诸"造文明"的大学理想,不啻为中国近代大学史上的重要遗产,对当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始善终隙”:顾颉刚与胡适关系再审视

顾颉刚与胡适在学术上结缘,与当时中国学制转型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们在学术事业上相得益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首先在治学理念上出现分歧,后才发生古史分歧。1930年前后,中国古史学、考古学的发展,造成了胡适古史观转变,使得二人发生了诸多古史分歧。但其中两次公开争辩,则带有各自的主观动机。1930年后,二人渐行渐远。其间,傅斯年的阴影和担心胡、顾关系破裂的危机感,始终困扰着顾颉刚。1949年分别时,疏远已成事实。在政治运动中,顾颉刚最初只为澄清"疏远"的事实,而随后的政治压力与学术思想的变化,则使他对胡适逐渐淡漠。但是,不能确知胡适由"善"转"隙"的原委,成了他晚年的一个心结。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胡适与梁启超学术关系之考察

胡适承认其学术思想受益于梁启超。两人在《管子》、《老子》、孔子、《墨子》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而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则互有启发;其学术关系大致可概括为,胡适对梁启超最初推崇,后心存芥蒂,最终释然;总体上梁启超有长者风度,胡适则尽了后学之谊;他们的学术争鸣体现了健康的学术生态,值得提倡。     

从“整理国故”与“全盘西化”看胡适

在民国时期这样一个承古启今的复杂而特殊时代,对于像胡适此类既受过传统封建教育又受过新教育甚至出国留学接触过更多西学的人来说,其思想更多的体现出复杂性。胡适作为新文化的战士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而发展的时代,他复杂的思想和经历,是旧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诸多矛盾发展的产物。本文仅从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这两个切入点对胡适先生的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述。     

胡适思想中的实用主义初探

胡适是我国民国时期一位自由知识分子。早年留学美国,深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从他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出,他既对实用主义有所继承,又有所改造,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实验主义。这对近现代的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指导史学工作者的最起码的方法论原则。     

《文学改良刍议》诞生记

一百年前,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一群英姿勃发、胸怀寰宇,立志改革中国文学的青年,在中国文学这片广袤而浩瀚的海洋上,扬起了他们远行的帆。他们不畏航行的艰险,冲破重重惊涛骇浪,让那面＂文学革命＂的旗帜在这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上飘扬着。而胡适,作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不能、也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正如欧阳哲生所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是建立在他的早期新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