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与“学部三折”

清末学部主持编制的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是综合反映清末中国教育状况的基本史料,也是史学界和教育学界常用的史料。然而由于学部每次刊布教育统计图表时,并未就该项图表的编制情况及其统计方法、统计口径做出必要说明,加之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本身各项、各次统计数据不能全然对应,学者们在利用该项图表时很容易产生误解。在学部向朝廷进呈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时先后呈递的三道奏折中,不仅交代了三次教育统计图表的编制情况、基本架构,还提示了相关的统计方法、统计口径,并具体说明了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1907—1909)全国新式学堂、学生的数量,为准确探究清末中国的教育结构和教育状况,提供重要的认识框架与评判依据。     

唐景崇与教育改革

唐景崇历任清朝廷吏部、礼部、兵部、工部侍郎(副职),都察院左都御史,浙江、江苏学政,广东、江苏乡试正主考,全国会试大总裁,殿试阅卷、读卷大臣,留学生廷试阅卷、读卷大臣。清宣统二年任朝廷学部尚书,宣统三年改为学部大臣,兼弼德院顾问大臣。唐在学部尚书(大臣)任内,废除科举考试选拔文武官员的制度,召开全国教育界官绅参加的中央教育工作会议,成立中央教育会,研究解决了制约宪政进程的重大教育事宜,强调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大批师资,拟定义务教育章程,普及城乡教育,统一国语、变更初等和高等教育方法等,为全国教育改革做出了较大贡献。     

晚清教育宗旨奏折试析

光绪三二年（1906）旧历三月初一日由协办大学土、学部尚书荣庆等人上奏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以下简称《奏折》）,是日得上谕,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教育宗旨颁布全国,成为继《奏定学堂章程》之后进一步明确、亦为我国近代以来首次专文公示的教育指导方针①。二十世纪初期,在变法、立宪、守旧以及面对革命等势力的错综交织之中,成立学部、制定教育宗旨可说是深承慈客圣意”,为挽救清廷命运而实施各种措施中的一环。面对立宪改革,作为慈橹的嫡系,荣庆又是一位老谋深算、以通过学堂教育抵制和消除革命的守…     

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

晚清学部成立前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沿革关晓红１９０５年学部的成立,是清政府中央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和新政时期上层建筑变革的重要一环。尽管外务部、商部、巡警部设立于前,整个内阁官制变更于后,它的问世没有石破天惊的轰动,却显示在西学东渐的促动下,清朝统治集团...     

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

晚清学部的酝酿产生关晓红１９０５年学部的设置,是清政府中央行政体制的重大调整。学部成立前近２０年间,社会各界人士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倡设学部,他们的动机或有不同,目标则完全一致。但千呼万唤之下,学部却姗姗来迟。通过对学部酝酿产生过程的透视分析,可以深入清...     

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     

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

１９９１年７－８月,在各地教育界联合趋势的刺激下,学部模仿日本,召开中央教育会,试图沟通上下,集思广益,研究解决制约宪政进程的重大教育事宜。在绅界已对清政府大失所望的背景下,围绕人事安排、会议宗旨和各种提案,官绅的利益要求相支甚远,会议如终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以至与会各方均不满意会议的气氛和结果。其实,中央教育会虽然只中官办的学部决策咨询机构,毕竟有沟通民意的新形式,所通过的议案也部分反映了教育界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述要

正2017年9月13—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百余位学者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为论坛开幕式发来书面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代表院长宣读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主持。本次论坛围绕唯     

竹治贞夫对楚辞学的贡献

竹治贞夫（1919-1995）,日本德岛县人,早年毕业於广岛理科大学学科汉学专业,1963年以论《楚辞研究——以诗的形态考察为中心》获广岛大学学博士,此後任德岛大学教育学部教授,1985年退休後任德岛理大学学部教授。竹治贞夫几乎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倾注於《楚辞》研究之中（另有中国古代学研究论十余篇,涉及先秦至元代学）,     

“第二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述要

<正>2016年9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的第二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百余位学者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为论坛作主旨报告,《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     

“四个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跨跃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是中共青海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提出的,具有青海特点的科学发展模式。本文在科学表述“四个发展”之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四个发展”的提出,对于探索欠发达地区实践发展观的成功之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均具有重要意义。     

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

11世纪七八十年代 ,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 (皇权 )与民众(个人 )之间的士绅阶层 ,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 ,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 ,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 ,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理” ,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道统”说、“性情”说以及新的经典 ,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 ,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 ,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 ,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统”与“道统”、“师”与“吏”、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     

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

明清以来的苏州家庭经历了一个从大家族聚宗而居到以小家庭为主的变迁模式 ,形成了一个遍布城乡的社区保障网络 ,大众心态呈现出多元信仰及求实变通的趋势。在家庭、社区、大众心态这三个相互作用又制约的三个层面中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其不断变迁的内在动力。徽商输回徽州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原有的宗族势力 ,社区保障则是通过宗族系统来实现 ,大众心态也呈现出信仰一元、理学独尊的格局。同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 ,却走上了一条与苏州相反的道路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 ,寡妇较多 ,她们改嫁的比率较高 ,再嫁者守寡时间较短。历史事实表明 ,寡妇对于是否改嫁的选择 ,不仅仅是个人行为 ,而且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当时欧洲较为开放的文化和舆论氛围 ,寡妇自身的财产和处置财产的权利 ,为她们改嫁提供了可能。而传统时代的经济体制和现实生活的艰辛也要求她们重组家庭。     

敦煌曹氏族属与曹氏归义军政权

曹氏在汉宋之际的敦煌是著名的姓氏 ,对两汉与五代、宋朝敦煌地方政治影响极大。敦煌曹氏的渊源有二 ,来自中原内地与来自中亚粟特。本文对汉代以来胡汉两支曹氏的渊源和势力发展进行考察 ,在此基础上推考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族属郡望 ,最终认定曹议金家族是中亚粟特曹氏的后裔 ,五代初年夺取归义军节度使后冒充谯郡曹氏 ,藉以抬高门第 ;曹氏归义军政权实际上是以粟特人为主建立的政权 ,而此一时期莫高窟藏经洞所体现的敦煌文化正是粟特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

法国的档案资料表明 ,义和团运动前夕教民和非教民之间存在激烈敌对的笼统说法 ,至少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直隶正定府代牧区的情况。人们从保定、北京、献县等地方得出的结论不应被普遍化。对天主教教民及其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进行深入、客观的具体研究十分必要 ,舍此不能准确地评价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性质 ,也不能判定这种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可称为民族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绿色发展与东亚合作”论坛——东亚秩序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本文梳理东亚秩序变迁,以此为线索探求中日关系的演变历程,评估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就如何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提出建议。作者认为,中日之间历史问题复杂、现实问题交织,未来相互影响巨大,当前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消除或缓和长期政治冲突的部分后果,如何避免两虎相争的困境依旧是摆在两国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作者建议,以更加长远的眼光和更具战略性的大国风度处理中日关系,思考如何构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框架,妥善处理中日关系与东亚未来的关系,把共同利益追求提升到战略层次,将互利共赢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加以推行。     

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具有鲜明的向历史和当代开放的特性;具有强烈的自我开放特性;具有独特的向未来开放特性。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     

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雅典社会 ,不同类型的妇女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 ,都处于屈从男性统治的低下地位 ,这种地位是雅典的社会制度、经济、政治、教育、结婚年龄和社会风尚等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世纪法兰西王室徽章研究——百合花象征主义的神学渊源及内涵

在中世纪法国 ,滋养象征主义的土壤极为丰厚。法国王室百合徽章作为象征符号 ,发轫历程较为明晰 ;但在论及其渊源和象征内涵时 ,学术界则存在较大分歧。王室百合与基督教神学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是 ,随着王权的逐步强化 ,王室百合的神学色彩渐趋弱化 ,而其政治色彩则趋于浓重。法兰西王室百合的发展史曲折地反映了王权和神权之间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同时也反映了法兰西王权由弱到强的历史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