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

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     

满族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满族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来。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论证了满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后出现的重新分化、辗转迁徒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宗族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正是始终重视组成分权共治领导核心的努尔哈赤,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八旗组织的形式,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明清时期陕北社会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明清时期 ,大量移民迁入陕北地区 ,组成不同类型的村庄。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 ,其背景是国家掌握了开发陕北的控制权。清代前期 ,陕北宗族一系列仪式、制度逐渐确立和规范 ,这是当地儒生实践儒家伦理的自觉行为与封建国家以教化为手段控制地方社会相契合的结果。同时 ,陕北宗族发展中表现出宗族与村庄紧密结合的特征 ,也反映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     

梅县松源镇郊王氏宗族与龙源公王崇拜

传统社会,由于国家的统治机构只到达了府县一级,府县以下基本上是实行乡村自治。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宗族为单位,并且在乡村社会,宗族又与神明崇拜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割舍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考察、诠释地方宗族与神明崇拜活动无疑是我们认识客家乡村社会的主要楔入点。2000年8月份,笔对松源镇郊的圆岭、田心、寺边、五星四个村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重点考察了该区域的王氏宗族的发展历史及区内的圩市贸易与民间信仰等诸情况。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清初迁海前后的沿海盐场与地方宗族——以广东归德、靖康诸盐场为例

清初迁海给沿海尤其是盐场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但具体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方式,却不能仅就官方文献和展界后的赋役情况轻下定论。通过广东归德等盐场及相关宗族在迁海前后的活动情况,我们发现,迁海并没有给盐场宗族主要成员造成太大的影响,相反,官方文献"盐课缺征"、"丁绝田荒"的记载,实际上是盐场家族有意识地利用迁界机遇和制度漏洞,逃避灶课、隐匿盐田,借恢复祖先祭祀之机抢占民田的结果。     

晋南已发现的西周国族初析

山西南部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西周墓地,著名的有曲沃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及北赵晋侯墓地,黎城西关、浮山桥北、绛县横水墓地等。由于缺少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者普遍将这些遗存均作为西周封国的遗存看待。该文通过考古资料、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研究,认为对这些墓地尚不宜一概而论,他们实际存在着国与族的差别,即诸侯国、封国以及采邑的差异。从族群来源上讲有来自关中地区姬周系统的虞、晋、杨等诸侯或封国,也有出自晋南古族帝尧后裔黎国,还有源自殷商遗民的先国,以及出于戎狄文化系统的倗氏。只有更清楚的区分出众多西周墓地所属是国还是族的差别,才能较好的认识周王朝对晋南统治的格局。     

略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腰坑葬俗

自从确定“腰坑”这一考古学术语以来,腰坑葬俗文化已逐渐成为考古学、民俗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近年来对此葬俗做过研究的有郜向平、王志友、杨毕、谢日万、朱海仁、胡庆生、彭文等,以及日本学者井上聪。最近,笔者曾对陕西地区腰坑葬俗的情况进行过肤浅的研究。而此文撰写的目的,是通过对商周时期关中地区腰坑葬俗的具体探讨,以期理清该葬俗在周族、殷族中的变化。     

试论魏晋隋唐时期的宗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古宗族势力发展的顶点,也是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各王朝在巩固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虽然必须借助于宗族与士族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们都与异己的宗族与士族势力进行着强力的较量,并开始清理宗族势力在乡村社会中的根基。就其宗族政策而言,魏晋以依托为主,南北朝以收拢为主;收拢之力度南不如北。至隋唐时期,旧式宗族逐渐消解,新式宗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隋唐王朝则从制度上完成了对宗族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分解与钳制。在隋唐宗族政策的冲击下,中古宗族的政治与军事功能逐渐消退,经济互助功能以及血缘凝聚力的效能与影响明显逊于前代,宗族威权发生蜕变,开始了向近古新型宗族的演进。     

家學傳承與唐宋時期士族的更新

本文以士族的家學特徵爲切入點,具體考察了科舉制度下文學、經學、史學和技藝作爲家學的傳承情況,借助社會分層和流動理論重新審視了士庶融合的歷史過程。試圖說明,科舉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順的不是文學"才子",而是有經學家傳的士族子弟;士族階層在唐宋時期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有的衰落了,更多的人則憑藉世代相傳的家學優勢和優秀的遺傳素質、通過科舉制度繼續走着仕途,並且與庶族階層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階層。     

不伦之伦:越继与降继——从族谱资料看明清徽州宗族承继的变体

宗祧承继是宗族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界对明清宗族继承问题研究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越继和降继,则甚少涉及。先贤们对徽州宗族社会有诸多理想性的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表象,现实的徽州社会要复杂得多,越继和降继就是其表现之一。探讨这两种承继方式,对于更好地解读宗祧承继和剖析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发展脉络,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宋元墓葬中榜题、题记研究

宋元时期墓壁上的题刻文字,称之为榜题和题记。它们是研究当时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字资料,是现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宋元民间书写形式。榜题与图像相配,用于解释图像、指示图像内容;题记涉及纪年、地理、家族、历史史实等,富含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堪补史籍之不足。     

南京唐家山孙吴墓

唐家山吴墓是一座较为典型的东吴时期的砖室墓,其对研究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分布及丧葬礼俗具有重要价值。     

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采女甚至被升为贵族阶层。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对该时期采女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古代王权专制统治的认识。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