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志体裁运用和编纂方法浅探

在编纂土地志实践中,总结出土地志体裁运用方面主要使用纪事本末体,重点用好记述体,用活编年体,合理使用辑录体,慎用纪传体。     

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论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及其意义

自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至清末的七百余年间,纪事本末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之一。与历史悠久的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相比较,纪事本末体史书在历史叙事上具有"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优点,它是以事件为中心确立标目而展开的历史叙事,即章学诚说的"因事命篇"的历史叙事。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古代史学历史叙事发展的新阶段,对南宋以下至近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佛录史——论《洛阳伽蓝记》对史学体例的创新

中国史学的编纂体例,向来以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为主。然而面对风云变幻的人类历史,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这些体例就显现了它们的不足。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则采用以佛录史的方式,把佛教与历史结合起来,从多角度记录了北魏王朝的兴衰成败。     

历史分析法在史学史研究中的运用

历史分析法是史学史研究者应予高度重视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主要有两义:一是以上下贯通的眼光,动态考察中国历史编纂学不同时期的命题、成就、体裁体例的运用等内容,将之放在全局之中上下联系起来分析;二是应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诠释和评判问题,对前代史家应有"瞭解的同情"。在探讨中尤其应当关注以下四项:一、透视不同时期史学的特点;二、以动态眼光考察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发展演变;三、区分纪事本末法与纪事本末体,指明其实际意义;四、推进对历史编纂学史上若干重要现象的认识。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

《明实录》虽然属于编年体史书,但在以编年体为纲的同时还巧妙地融入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和典章制度体等诸多体裁。本文还认为,《明实录》“修纂凡例”反映出编纂体例上的特点,是依据该书的两种内在结构而制定的：第一种结构是以皇帝为核心,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平民百姓依次为其第一、第二和第三圈层;第二个结构是以政治为核心,以经济、军事、文化之和为外层的结构形式。这两种内在结构影响了实录内容的取舍。《明实录》叙事凝练、行文平实、寓评于叙。     

关于地方志体裁的探究

目前地方志编修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固的体裁。其中"述"为地方志所特有,以叙述与议论为主要表现形式;"记"应属于一种篇目名称,包括大事记、附记、杂记等文章样式,大事记为编年体体裁,附记与杂记应属纪事本末体裁;"志"是由述体、纪事本末体、说明文体、图、表等多种体裁形式完成的;"传"是纪传体史书的正宗体裁,包括人物传及人物简介;图照运用空前广泛,但呈泛滥趋势;表的大量运用有助于文约事丰,但缺乏规范;第二轮修志以来,对"录"体裁的概念认识及运用发生了偏颇。地方志的体裁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特点。     

关于志书凡例中大事记体裁的一种提法之商榷

新编志书大事记的常见体裁大致可分为四种,即编年体、分类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与本末并列体。但是,近年来也有为数不少的新编志书,①在凡例中对于大事记的体裁却作了如下规定,“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或“大事记为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笔者以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第一,上述提法似改作编年体为妥。上述提法大约来源于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教材《方志学引论》所持“编年结合本末体”说。这本于10年前出版的教材写道:“以编年为主,适当集中部分具有连续性的事件,即编年结合本末体。当前新编志书的大事记采用此种体裁…     

续志大事记亦可“双轨”

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中,大事记多为编年体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也有一部分市县志将编年体的“大事年表”和纪事本末体的“大事纪略”并列。如河北的《阜平县志》、山西的《晋城市志》、山东的《寿光县志》、广西的《桂林市志》、河南的《郑州市二七区志》等等。     

也说方志的体例与篇目(设计)及二者的关系(随笔)——仅从通俗化、形象化角度谈起

<正>编修方志,关于体例和篇目及二者的关系,很多方志理论书籍(或论文)都有或详细或简略的解读,本文所言的"体例",非指述、记、志、传、表、图、录七种体例,也非指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纂体例,而是指篇目的"结构体例"之一种:篇、章、节、目体     

“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工具书·历史画卷·爱乡好教材——评《贵阳历史上的今天》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贵阳历史上的今天》,是关于贵阳历史的书,是贵阳历史的一种普及性读物。它将贵阳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以日志的形式,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排列,汇集于一书。读者从阅读中可以了解贵阳的历史,认识贵阳历史上重要的人、事、物,弄清贵阳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志体史书”,以写志的形式写历史,是本书一大特点,也是本书区别于其他历史读物之处。本书编写,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一般事件,采用编年体,按时间顺序,一事一记;重大事件,采用纪事本末体记录事件的完整过程。这种以记为主,不作过多评论的写史形式,可以使记述…     

纪事本末是方志编年体大事记的应有因素

志书大事记采用纪事本末写法,是编年体大事记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一些志书的编写实际来看,＂补记＂和＂溯前＂以及＂事件本位＂记载,用得还很不够。编年体大事记提倡记事本末体写法。编年体大事记只是志书的一部分,是分志记事的提要,不可较多地采用纪事本末体写法,但关照记事的始末因果,增添一些纪事本末体因素,还是很有必要的。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与史学的普及

东汉以后编年体的发展,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但很少有人将这一发展与史学的普及联系起来。笔者认为,这对史书体裁、乃至整个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史学的普及,而编年体史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纪传体日益兴起并居主导地位的东汉以后,尤为突出。编年体与纪传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史书体裁。然而,二者不仅在编撰形式上有较大差别,在史学发展中所担当的角色也不相同:纪传史是专业性史书,读者主要是专业工作者和士大夫;编年史则具有更多的普及性,主要服务于一般的读者。可以说,中国古代大多     

记载历史方法的新探索——《共和国辉煌五十年·铁道事业卷》评介

历代中外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 ,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及治史方法。铁路史志工作者秉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继承前人的治史方法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周年编撰的《共和国辉煌五十年·铁道事业卷》在史书体裁的灵活运用上和如何使史更具可读性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该卷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及纪传体相结合的方法 ,以时系事 ,以新中国铁道发展历程编年为经 ,以铁道大事简记、专题条目、图片资料为纬 ,记录了共和国建设…     

《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

中唐以降,封建史学有了新的发展。就史书体裁而言,史评、典志等崛起,突破了纪传、编年陈陈相因的僵滞局面,其代表作为《史通》和《通典》。宋代不但保持了这一势头,而且出现了新变化,即各种体裁相互渗透,彼此汲取长处。司马光修《通鉴》,参用纪传体,叙事集中详赡,多具首尾,使编年体“断烂朝报”的弊病有所改变。范祖禹以编年、史评二体著《唐鉴》,别开生面。宋人认为,提供致治之道,编年体优于纪传。因其详于一国的治乱。但这是通过史实诤谏,难以痛快淋漓。《唐鉴》则以大量评论继于史实之后,具有随时议事的优点,弥补了编年体的不足,颇受时人青睐,对后世亦有较大的影响。     

略谈《浙江历史大事记》的编纂特点

著述直接以大事记作书名,大约数南宋婺州吕祖谦编撰的《大事记》最早。《浙江历史大事记》颇得大事记编撰的真谛,其优点更是显而易见,如追溯时间最远,涉及内容全面,资料搜集广泛,资料注释规范,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相融合。这些优点的存在,使《浙江历史大事记》自出版以来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续志体裁运用探说

续志对七种体裁的运用较之首届修志将更为灵活并有所创新。记述各种宏观事物的“综述”实质上属于志的范围,原则上应划入志;“概述”应根据具体情况来设置,剔去不重要或重复的概述;关系全局的特别重大事件和典型事件可采用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双轨”制来记;续志中专记将增多且受到重视;以多种方法解决生人入志问题;录和特载的关系宜处理妥;图表的使用、索引的设置都可研究。     

“学案体”研究现状述评

如编年体、纪传体等史学体裁一样,“学案体”在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清儒学案》、《百年学案》等学案体史籍,不仅展现了一个阶段儒家人物的思想特点,勾勒出学术流派的发展脉络、传承关系及学术宗旨,而且反映了该时段学术的整体面貌,具有学术总结的性质。因此,学案体著作对儒学文献尤其是理学文献的保存,对当代及后世的文献编纂所具有的总结、借鉴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领域的价值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