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视角--近代商人人格特点简析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时期,近代商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表现出独立性、公利性、理性和进取性,但又因受自身和时代的局限,表现出妥协性、依附性和逆向退化性的特征。在这场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中,商人资产阶级的群体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张扬。     

美国华侨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美国华侨无论是对它的发动,还是对它的持续都起了十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学术界对此少有论及,本文欲就此作些探讨。一　抵制美货运动的由来对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起?..     

曾铸与1905年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

1905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全国性爱国运动。它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场抵制美货运动,不仅给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了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收回利权运动;而且运动中首倡的抵制外货的斗争方式几乎为以后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所沿用。因此,这场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曾铸就是这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论抵制美货运动中上海商学两界的互动及其影响

抵制美货运动并非上海商务总会发起,而是爱国商人的自发行动.商界发起抵货之后,学界率先积极响应,二者互相联络,共同行动,改变了以往的隔绝态势,促使这场运动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与空前规模.但在抵制方式和目标等方面,商学两界也存在差异,尤其对商界疏通美货的做法,学界坚决表示反对,又使商学两界出现分歧,进而产生分裂,成为抵货运动难以持久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的觉醒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来的,但后来因为担心它会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主张而抛开了这面旗帜。民族主义思潮在留日学生中继续高涨,为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主义纲领做了思想准备,但其中有些人又有着浓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贡献在于：不仅把民族主义同民主、民生幸福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突出地强调民族平等的观念,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反过来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而是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     

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界标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据此,郑师渠先生认为,民族主义是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要求在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其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但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蜕变——从公民民族主义到族裔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通常把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并把法国民族主义作为前者的典型。事实上,这种对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界定只适用于近代前期(1789—1870年),而在近代后期(1870—1914年),法国则经历了一个从公民民族主义向族裔民族主义过渡的理论蜕变过程。在这一蜕变过程中,“我”族裔与“非我”族裔的对立逐渐成为近代法国内政、外交的主题之一,最终导致法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

英国对中国平准基金态度的演变 ,也是英国在远东与日本矛盾逐步激化、对华政策逐步趋于积极的过程。 1 93 5年中国实行法币政策时 ,英国没有加入中国平准基金。 1 93 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 ,英国对该问题仍持消极态度。随着远东局势的演变 ,1 93 9年英国政府为英商银行加入中国平准基金提供担保 ,1 940年同意英商银行加入乙种平准基金 ,1 941年英国财政部直接供款加入中英美联合平准基金。 1 945年中英美平准基金的解散 ,则标志着英国在中国货币金融领域影响的终结     

部落与民族主义的竞逐——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的政变与格拉维部落的兴衰

部落构成了中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是理解中东国家必不可少的视角。1953年,法国在摩洛哥发动政变,废黜了支持民族主义力量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格拉维部落在此期间经历了兴衰起落。此次政变集中反映了摩洛哥国内部落和民族主义力量对国家政权的竞逐,是观察中东地区部落和国家间复杂逻辑关系的典型个案。摩洛哥传统势力的代表格拉维部落与国家间关系表现出复杂形态:部落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崛起,部落对抗民族主义力量发动政变企图控制国家,最后部落被国家抛弃而衰落。在部落和民族主义竞逐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法国殖民者成为二者沉浮的决定性因素和制衡力量。由于部落对国家认同的脆弱性,殖民主义政权得以通过玩弄部落认同对殖民地进行分而治之。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同评价中国近现代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要以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做的贡献来衡量。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个历史贡献是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为民族振兴提供了政治保障;第二个历史贡献是成功地进行了三大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第三个历史贡献是毛泽东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探索,为我国的建设奠定了初步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所有人一样,毛泽东也有缺点有错误,对此我们应历史地、客观地看待。     

百人会与美国华人社会

建立于 1 990年的“美国华裔百人委员会” ,简称“百人会” ,是美国社会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华人社团 ,该组织的成员大多是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的精英。在这种背景下 ,该组织在过去的 1 3年里积极充当美国华人的代言人 ,架起中美交往的桥梁 ,为提升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该组织也深受中美两国政府关注。但遗憾的是 ,至今学术界少有人对它进行全面研究。本文从“百人会”成立的背景及其发挥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析 ,以填补美国华侨华人研究的这一小空白。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从外交部开放档案看20世纪50年代中以接触始末

中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1950年以色列就承认了中国,但1992年中以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期间中以接触不多,大部分接触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中以之间接触的整个进程来看,在中以建交问题上,中方的态度变化是由热到冷,以方的态度则由最初的犹豫不决到坚决谋求与中国建交。     

铁路与石家庄城市的崛起：1905—1937年

近代以来,随着华北铁路网络的形成与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华北区域城市兴起的条件、布局及特点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铁路枢纽地位的形成和近代商贸流通体系的需要,一些地方逐渐形成新兴的城市。1905-1937年间正太、京汉铁路与石家庄城市崛起间的关系,便具体展示了铁路运输业与石家庄城市的交通运输业、工商业,城市人口增长和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及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式交通对近代华北城市群体的分布特点、城市空间结构、等级规模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     

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

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经济属何种性质的讨论,涉及到对当时法律制度的历史地位进行评价的问题,美国学术界在这些方面至今还存在很多争议。从美国学者的学术交锋来看,尽管英属北美殖民地是否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仍有待商榷,但当时市场经济的扩张确实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从而使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陪审团在民事审判中的初步式微、从事实性答辩向法律性答辩的转变、普通法令状制度的逐步健全、专业律师队伍的出现和仲裁的正规化或边缘化。因此,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在美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殖民地时期绝不是美国法律的“黑暗时代”,当然也不可和19世纪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