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五行》释义

简、帛《五行》的差异之处往往隐藏着简本的独特用意,分析后可以发现,简本的思想不仅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与帛本的思想有着重要不同.简本的主要内容是讲“德之行”与“行”及其两者的关系,前者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从“形于内”而显诸于外,从而成德的天道过程,后者则论述一个人见贤人而反观内省,扩而充之,以完成仁、义、礼、智之善的人道过程.“五行”思想最终所追求的“有德者”是人道向天道的复归.此外,简本《五行》还保留了一些孔子和子思思想的古义.     

“春秋五霸”提法不科学

将春秋称霸的国家限定在“五”这个数字中,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战国至秦汉盛行五行学说,将万事万物都套在五行之中,如五方、五时、五兽、五色、五器、五德、五神、五帝等。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些概念吗?实际上也是讨论不清楚的。如五时:春、夏、(四方)、秋、冬,“(四方)”在字典上都查不出来。把人们的思想局限于封闭的、狭小的五行框子,此不足取。宋人郑樵反对这种研究方法,他讲:“《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元史》献疑四则

<正>一、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卷一四《世祖十一》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一月条记载:"弛太原、保德河鱼禁。"此处"太原""保德"二地并列,并不妥当。据《元史》卷五八《地理一》,时太原为路总管府,而保德为其下辖一州。故而此处应为:"弛太原保德河鱼禁。"二、《元史》卷五○《五行一》中有大德四年(1300)六月"归德睢州大水"的记载。此处"归德睢州"之述有误。据《元史》卷五九《地理二》,睢州属汴梁路管辖,与归德府之间无隶属关系。故此处应断为:"归德、睢州大水。"     

“金声玉振之”及其相关问题

对于《孟子》所云：金声而玉振之．学认为讨论的是音乐问题．金声指钟声．玉振指磬声。但简帛《五行》“金声而玉振之”讨论的是认识论问题．借金声喻外界之善．借玉振喻内心之共鸣．“金声玉振之”极为生动地揭示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重新认识“金声而玉振之”．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简帛《五行》的认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論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

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條件是作爲公衆集會的儀式和作爲典範知識之載體的教育。分佈在黄河、長江兩大流域,結構要素相近的彩陶圖案,提示了某種範本的存在,也提示了經典的起源。現有資料表明,《易》、《書》、《詩》都經歷了由儀式文本(巫師文本)到意義文本(政事文本)再到德教文本(經典)的過渡,由“贊治”、“造士”兩大需要推動而逐步形成。這一過程也表現爲對檔案文書、普通典籍加以選擇的過程,貫穿於其中的選擇標準正是對“德”和通識的重視。與之相對,是由“史”所代表的依靠世俗知識和工藝技術建構的價值系統。所謂“文勝質則史”、“數而不達於德爲史”,以及後來的“道”與“器”之分、“六藝”與“諸子”之分,其實是上古經典觀念的表現。     

庆山寺碑全文点校试译

(一) 关于临澶县庆山寺庆山寺在临潼县东南卅五里(庆山寺出土文物简报见本刊一九八五年第五期)。据《唐书·五行志》载:武周垂拱二年,新丰露台乡,有山涌出,武则天后以其吉祥,名为庆山。(注:其实地壳突出,亦地质学之常事)。《两京道里记》云:“庆山涌出,初仅六、七尺,渐至百余尺,居守以闻,百寮毕贺。”又《谭宾录》云: “新丰县有风     

郭店儒家简中的“圣”与“圣人”的观念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荆门郭店的简书包括儒道二家的著述。其中儒家简经整理者编次,分别命名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或称《求己》或称《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以及《语丛》一至四[1]。据学者研究,这批儒家著述主要是孔门后学的作品,属于子思、孟子一系[2]。在这批儒家简书中,“圣”字凡62见,或单称“圣”,或称“圣人”,或“圣智”连称,或“圣道”连称,可见“圣”与“圣人”是早期儒家的重要观念。今试分疏如下,切望方家指教。…     

金代上古城非上京城辨析

笔者在反复对照分析金代文献和有关资料时,发现《金史·纥石烈桓端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7月版,简称《桓传》,下同)记载东真国(后改称东夏国)蒲鲜万奴于贞佑三年(1215年)“四月复掠上京城”与史实有误。《桓传·校勘记》仅以《金史·温迪罕老儿传》(简称《老传》)“蒲鲜万奴攻上京”、《金史·纥石烈德传》(简称《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为据,而将“上古城”改为“上京城”,与实际不合。澄清这个问题,对研究蒲鲜万奴何时进入金上京地区及金代历史地理有一定意义。余不惮浅鄙,将一得之见,付诸笔端;有悖史家之本意处,望不吝教正。一、关于“上古城”改“上京城”的误出。《桓传》是东真国初蒲鲜万奴活动的重要史料。《新元史》、《蒙兀儿史记》中的《蒲鲜万奴传》(简称《蒲传》)乃据此而撰,只比《桓传》少一“复”字,“京”仍作“古”,均为“四月掠上古城”,其文字终未脱此窠臼。而《桓传·校勘记》则认为:“复掠上京,‘京’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上京”。又卷一二八<纥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迄后,诸东夏史论著述引此文者,多采取“四月复掠上京城”说,但近几年,有的学者对此说已提出疑义(详见下文)。     

德俊茂才等六帖册

《墨缘汇观》法书下卷,元·赵孟頫行书《德俊茂才帖》、《进之帖》、《次山总管帖》(图一)、《明远提举帖》、《子方帖》、《静心帖》等六札合装为一册。后从安岐家转归乾隆内府,又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四,称为“赵孟頫尺牍六帖”;亦刻入《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二十一册。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

在《春秋繁露》所收与"五行"相关的九篇文本中,除《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基本可定为董仲舒所作,《五行变救》尚难考定以外,其他六篇都不同程度地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时代晚于董氏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存在互见关系。通过对这些互见文本的比读,可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包括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面,展现了后儒将董子"五行"生胜思想与秦汉时月令思想、《洪范》五行学乃至《孝经》学思想进行融合,构建新的"五行"学体系的尝试。这些衍生文本来源驳杂,常无法消除多源论述逻辑之间的抵牾,显露出"文本嫁接"的痕迹,其文本生成方式在早期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者关注。     

区域发展环境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影响探究——巩义市100家农户的实例分析

通过对巩义市100家农户投资行为的调研分析发现:①区域发展环境对农户投资行为影响程度与路径不尽一致,经济环境对农户投资的影响比社会环境更直接;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农户投资愿望更趋强烈、投资结构多元化,经济环境对农户投资影响逐步降低,社会环境的影响增强,且文化制度条件比收入水平对农户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③不同区域发展环境下农户投资行为差异较大,积极开放的文化、制度环境促进农户投资;④农户投资受外部性影响相对较弱,区域特征明显。基于对农户投资行为的分析,提出加强农户投资能力建设与农区发展相关建议。     

疫情期潍坊市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特征研究：与疫情前的对比

智慧城市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面渗透融入社会生活,变革了传统的人地关系,时间、空间和距离被高度压缩,重塑了居民购物活动及其空间指向。受新冠疫情爆发和居家隔离政策实施的影响,居民在线购物行为呈现出不确定性,其特征及影响因素值得深究。基于对潍坊居民的问卷调查,厘清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特征及其与平时的差异,进一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诠释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频率、费用和时长均高于平时;城市中心区居民的在线购物频率、费用和时长高于郊区,揭示出“创新扩散假说”在疫情期仍然成立。疫情期居民在线购物认知和实体购物行为均对其在线购物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在线购物年限更长、居住区位越佳的居民更倾向于在线购物。研究丰富了居民在线购物行为的学术讨论,能为城乡零售空间的规划提供参考。     

旅游者异地行为及其社会控制——基于文化差异视角的文献述评

本文按以下思路对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2～2006）、Tourism Management（1998～2008）和其它资料中有关旅游者异地行为的文献作了述评：以文化差异为视角,从旅游者异地行为的概念出发,运用决定论、从众论、拥挤论、设计论等理论分析旅游者的异地行为;根据默顿的越轨行为理论把旅游者异地行为归纳为遵从行为、创新行为、从众行为、隐退行为、反叛行为五类;从若干角度论述旅游者异地行为差异产生的原因;从礼俗和法理的角度探讨旅游者异地行为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研究启示。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of design and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prehistoric pottery

A Darwini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ffers a powerful means of examining change archaeologically. The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 tenet that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ere parts of human phenotypes, as were behaviors behind the manufacture, use, and discard of the materials. Engineering-design analysis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material remains — here variously tempered ceramic cooking vessels from the midwestern United States — extend the archaeologist's ability to see and map variation beyond that which is readily apparent and thus are logical points from which to begin examination of human adaptation. The approach is essenti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used by biologists to study design and function of biologically based features as well as phylogenetic histories of such features.     

基于环境犯罪学理论的入室盗窃时空分布研究——以北京市主城区案件的分析为例

以往关于犯罪时空特征的研究较多的侧重于对犯罪时空分布现象的描述分析以及从人文地理视角下的环境影响性分析,但缺少从环境要素与犯罪主体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下的犯罪时空特征研究。本文通过开展北京市入室盗窃案件的时空热点实证分析,总结和归纳了案件热点环境的时空要素类型,并基于环境犯罪学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基于犯罪主体与环境影响要素相互作用的犯罪时空分布机制,其中,环境对犯罪主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类要素,即目标、交通、防范和作案时机。这些研究可以为下一步开展犯罪模拟以及犯罪预防提供借鉴。     

基于行为空间视角的大观园空间解读

对微观个体行为空间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曹雪芹《红楼梦》中核心人物的活动信息和空间信息为资料依据,在国内首次从地理学微观个体行为的视角,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小说核心人物行为空间进行思考和研究,尝试将行为地理学研究方法引入文学文本研究领域。研究认为:从地理学视角对小说核心人物的空间信息、活动信息进行统计,以此作为人物微观个体行为空间信息要素是可行的;从地理学行为空间视角思考作者对小说文本内容设计意图,有利于对小说文本进行理性的解读与思考,避免文本被意识形态化。     

旅游者动机与行为类型研究--以世界遗产地西递为例

按利益追求和行为方式划分的下游细分市场能够对旅游者进行更为"人性化"的分类,确定旅游地真实的细分市场结构,有助于改进旅游地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的针对性和效率,提高旅游地的市场竞争力。本文以西递为例,在对旅游者动机、利益追求和行为模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层聚类的方法,根据主导动机的不同将西递旅游者分为四种类型,分别命名为专业型修学旅游者、探求型文化旅游者、发展型文化旅游者和消遣型文化旅游者,并分析了不同类型旅游者的人口社会属性、旅游行为及利益追求的基本特征。     

微观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生产过程与质量管理——以北京居民活动日志调查为例

微观个体行为的时空数据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微观过程研究和非汇总方法应用的重要定量依据,而如何高效而准确地生产和管理较大样本的行为数据则是当前制约城市活动-移动系统分析与规划的重要瓶颈。本文以2007年在北京市进行的两天活动日志调查作为案例分析,在国内首次从理论和方法论上探讨微观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生产过程和数据质量管理。其中,侧重于理论与经验,从调查内容、调查方式、日志设计、样本抽样和数据库设计等五个方面探讨微观个体行为时空数据的生产过程;并侧重于方法论,探讨如何定量地评估数据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等质量管理标准。最后提出,高质量个体行为数据的获得需要更多的数据生产和管理经验的研究与分享,以及更多数据源的合作共享与比较分析。     

国内外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研究进展和展望

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是指城市居民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的社会空间关系,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研究内容。体制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主要从职住空间关系研究学派、职住空间平衡和城市通勤、居住选择和居住空间分异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述评,认为国内相关研究应注重社会调查,加强个体层面的研究,从体制转型和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等角度寻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关系及其演化的形成机制,并注重特殊群体,如外来人口、城市贫困人口和原单位制社区居民等社会群体的职住空间关系和社会空间后果研究。     

“四个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跨跃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统筹发展是中共青海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提出的,具有青海特点的科学发展模式。本文在科学表述“四个发展”之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四个发展”的提出,对于探索欠发达地区实践发展观的成功之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