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读后

正许永杰《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十讲》(以下简称《十讲》)~(1),是基于他十几年来为中山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和"考古学方法论及个案研究"课程编辑而成,收录了自1989年至2018年发表的19篇中国考古学研究案例,分为十个专题,全书谋篇布局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整体思考。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籍,大都是翻译、编译的国外论著或者     

B.B.巴托尔德的中亚历史地理研究及其贡献

B.B.巴托尔德是俄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他运用历史批判的研究方法,率先将中亚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纳入科学轨道,成为中亚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他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以考古学、阿姆河流向、人工灌溉和政权更迭等问题为导向,对中亚区域史地问题进行研究,构建了他的中亚区域历史地理观.开启了中亚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他的中亚区域历史地理观...     

В.В.巴托尔德的中亚历史地理研究及其贡献

巴托尔德是俄国著名的东方学家。他运用历史批判的研究方法,率先将中亚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纳入科学轨道,成为中亚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他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以考古学、阿姆河流向、人工灌溉和政权更迭等问题为导向,对中亚区域史地问题进行研究,构建了他的中亚区域历史地理观。开启了中亚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他的中亚区域历史地理观,对中亚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当今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和国别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甲骨文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

本文从甲骨文的发现、搜集、刊布到科学发掘,论述甲骨文的文字考释、历史研究,最后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甲骨学,这门学问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历史学的重要促进作用,以及这门学问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来自哪里?

问题通常是研究的中心,而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来自哪里却长期困扰着中国考古学研究者以及即将进入研究领域的学生,因此有必要梳理考古学研究问题的形式、内容、来源与背景关联。文章侧重指出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来自于考古学"透物见人"多层次推理的过程,我们需要从外在与内在的关联之中来审视考古学所研究的问题,唯有如此,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才可能丰富精彩。。     

民国时期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

夏鼐早先觉得考古学是"第二三流"学问,后来认为"治上古史,考古学是占中心的地位"。夏鼐对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在认知层面上的反映,主要与他个人的经历以及当时学术的整体发展有关。在"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表现稍有不同,但是历史学的因素贯穿考古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并且研究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最终目的大体相似,即认知、还原古代社会。对夏鼐学术思想的分析、对民国时期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探讨,不仅有助于理解民国学术发展史,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历史学界的基本状况。     

敦煌石窟考古的回顾与反思

1942年,石璋如先生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形制进行了测绘和记录,开中国学者用考古学方法研究敦煌石窟之先河。50～60年代,主持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常书鸿先生,组建了考古组,邀请宿白先生作《敦煌七讲》。60年代以后,敦煌石窟考古工作主要进行了莫高窟南区洞窟窟前遗址的发掘,南区洞窟、崖面建筑遗迹的测绘和记录,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和发掘等。这些成果和资料,应尽快整理和刊布。     

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高洛南山窑址的调查

巴林左旗白音高洛窑址系李文信先生1944年发掘辽上京城内瓷窑遗址时发现的,当时做了调查和试掘.1958年,李文信先生在<考古学报>上刊布了白音高洛窑的材料,同时刊布的还有南山窑址的调查资料①.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两处窑址的瓷业内涵及保存现状,我们于2008年10月对其作了调查②,现将调查结果介绍如下并就相关问题作初步分析.     

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分析

本文将1987年以来的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称为"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并将之归纳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文化历史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和"资源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本文对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出发,指出环境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继承关系,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核心概念的不匹配。最后,通过考察西方环境考古研究和考古学史,本文提出应该用文化适应,即"考古学中的文化"取代考古学文化而将之作为核心概念进行环境考古研究,让中国环境考古摆脱文化历史考古学概念体系的束缚。     

郑振铎1957年甘肃行记暨敦煌考察报告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文献学家、考古学、翻译家,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57年4、5月,郑振铎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曾率队赴甘肃考察,就甘肃的文物考古工作、古建筑保护,敦煌石窟的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与建议,后来的研究者对此关注不多。本文利用近年刊布的郑振铎日记及有关信件、档案,将其钩沉,挖掘其重要价值及意义。     

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及内容的定位

综合中国已有的民族考古学相关实践,以及前人的若干理论认知,从民族考古学的命名、研究目标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基本内涵出发,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解读。基于阐释古代人类文化这一共同目的及"人"和"物"两个层面,认为应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方法及对象综合考虑,并结合人类的特性,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做具体划分。在目前难以确定学科归属的情况下,民族考古学暂时作为一种阐释古代人类文化的研究方法而存在。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将民族学与考古学这两种学科方法综合,并且在这种综合方法的运用中必须以角度和对象的融合为前提。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涵盖行为、社会、观念、心理,自下而上四个层次,但并非互不关联的四个领域。     

关于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几点思考

正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1)那么中国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应如何理解?一、中国考古学的特色所在依照笔者理解,中国考古学的"中国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归属与研究目标上展现出自身特色。中国考古学长期以来在学科分类上被明确归入广义历史科学,属于广义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这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授予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历史学硕士"或"历史学博士"     

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的认知考古学分析

一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考古学的思潮,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作为其中的一支开始逐渐兴起.但是在新考古学的研究中,认知考古学研究还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只是到了所谓"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时期才凸显了它的地位①.认知考古学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了1993年,剑桥大学考古学杂志发表了包括伦福儒(renfrew)、皮伯尔(peebles)、荷德(hodder)、苯德(bender)、弗兰纳瑞(flanary)等五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关于什么是"认知考古学"的看法,尽管这五位学者对其涵义的概括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认知考古学主要就是研究古代人们的精神领域②.     

考古学与文物保护——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的演讲

"文物"所表述的内涵很广,属于物质文化范畴;"考古学"研究的追求是历史与文化,属认识范畴。考古学的研究,是将物质文化转化成精神文化。考古学研究的仅是考古学文化表述的考古学遗存的这类文物,故考古学所涉及的文物,仅是文物的一部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研究范畴随之日益扩大。考古学所涉及的文物,虽是文物的一部分,但这部分文物却是文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文物,正是考古学研究了这部分文物,才使考古学成为了显学。要实现中国考古学的持续发展,则必须以文物保护为支撑。为此,就要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中来,并必需从理论、认识、管理和实践诸方面趋利避害地做到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之中。     

拉普生与斯坦因所获佉卢文文书

英国梵语学家爱德华·詹姆斯·拉普生（Ｅｄｗａｒ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ａｐｓｏｎ, １８６１－１９３７年）是斯坦因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主要整理刊布者。本文通过对拉普生毕生学术活动的介绍,系统地勾画了以拉普生为主的英、法学者对斯坦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佉卢文文书的考释经过与考释成果。本文作者又结合自己１９９５年在英国国家图馆找到的照片资料和在牛津大学查阅的档案资料,对拉普生及其弟子布娄考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所获佉卢文文书的经过首次做了披露。     

中国特色考古学解读: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之思考

目 次 一 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 二 形成于民族存亡关头的中国考古学 三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 四 佐证中华文明国家认同与家国同构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时代使命、科学使命.作为考古工作者,我认为,必须深刻、全面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考古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强音,这样才能通过我们的考古学研究,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增强中国特色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话语权.中国考古学建设中的"中国特色"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核心,只有全面、深刻、准确了解、把握中国特色考古学,才能完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考古学的建设.     

关系模型数据库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

前言与其他人文学科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因为考古学的诞生就与借鉴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方法有关,及考古学自始至今,利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进行研究的过程也从未间断。从考古学的研究目标被定义为"以考古遗存重建相关人群的生活方式"^[1]中也可以看出,考古学既是人文科学,也是自然科学。在考古学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     

啮齿类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探索

啮齿类遗存是一类常见于考古遗址的较微小的材料,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动物考古学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主张啮齿类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应该在"形态描述、种属鉴定"的基础上,转向认识啮齿类与人类之间隐性的文化生态联系为主。结合国内考古学工作前沿,提出了三个具体的目标任务:(1)探索史前农业起源背景下"农田啮齿类"的形成与演变,及对生业经济的影响;(2)探索啮齿类在史前居址中"与人共栖"的起源、"家栖啮齿类"的形成与演变,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3)利用啮齿类探讨古环境、分析人地关系。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案例,介绍了广泛应用于啮齿类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群落演替"、"与人共栖"等两项生态学理论;并就啮齿类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般流程、采集与鉴定(几何形态测量法)、埋藏学解释等方法与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还专门引介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即小家鼠的与人共栖起源及在近东和欧洲地区的扩散。本文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动物考古学同行的关注,从基础工作开始,开展更多的啮齿类动物考古学研究。     

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

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创建起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这始自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的考古探索,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了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这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年)具注历日》残片考

1913～1915年间,斯坦因在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曾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子进行过发掘。所发现的纸质文书中,有一件印本历日小残片,编号为K.K.11.0292(j)。此件为正、背两面印刷。背面为何内容尚需研究,但正面为历日则毫无疑问。不久前,沙知先生在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一书中,刊布了此件图版,附有释文,并题作"元印本具注历残页"。不过,准确年代尚未究明。笔者利用古代历法的专门知识对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