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传教士与朝鲜赴京使行交往考论

赴京使行是朝鲜李朝派往明、清两朝的外交使节。他们在使行过程中,不少曾与当时在华西洋传教士发生过交往。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西洋传教士与朝鲜赴京使行交往之动机、时间以及地点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通过这种交往不仅促成了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教、将西学输入朝鲜,而且加深了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万历援朝之战与明后期政治态势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的日本侵略朝鲜、明朝援朝之战 ,是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也是中朝第一次联合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世界变化背景下中、日、朝关系 ,即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 ,而且也是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本文从战争的视角 ,对明朝的政治实态进行考察 ,剖析诸多政治问题 ,并以此为枢纽 ,透视明朝后期政治走向衰败的态势。     

明末《皇华集》三种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现状

《皇华集》是朝鲜李朝政府为来访的明朝儒使精心排印的诗文唱和集,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迎合、笼络明使,建立政府与明使、朝鲜官员与明使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宣扬朝鲜的仅亚于中原的文化地位,树立朝鲜的正面形象。从倪谦出使朝鲜开始,朝鲜与明朝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对双方的关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皇华集》表现得更像歌舞升平下的中朝关系缩影,通过各种史料与《皇华集》对比,我们能够看到诗酒欢笑下面的樽俎折冲,交织着各种复杂利益冲突的口舌之辨,也有维护各自文化地位的斗酒斗文。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异中存同——再论后金(清)与朝鲜的两次战争

"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是朝鲜和后金(清)之间所发生的两次重大战役,两场战役对朝鲜本国的发展,对朝鲜和满清的关系发展以及对明朝政府的影响都很大。单纯着眼于这两次战争,虽然从原因和结果上分析两次战争各不相同,但在差异中又有相同的层面。从原因上讲,虽然两次战役爆发的具体原因不同,但都是金朝两国政治矛盾的延续,从结果上来讲,虽然两次战争后金获利不同,但两次战役同样都没有彻底占领朝鲜。     

朝鲜战场反细菌战亲历记

<正>中朝人民在朝鲜战场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5次战役后,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美方黔驴技穷,违犯国际公法,施放毒菌,妄图在朝鲜战场上取得胜利。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

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美国“迪克西使团”出使延安始末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美国政府曾派出一个半官方组织“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接触,从而在中共与美国关系史上书写了第一页,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迪克西使团”的组建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转折性胜利,然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大溃败。这次大溃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腐朽无能,大大震惊了美国朝野,罗斯福总统对此深感失望。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突然崩溃后在中国出现权力真空,罗斯福开始谨慎地改变其一味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     

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书中的鸭绿江、图们江地理认识

在明代,中朝两国均纂修了代表性的官修地理志书。在对于鸭绿江、图们江地理的记载及认识方面,明朝的官修地理志书因沿袭了传统地志体例模式,"重中原而弱边疆"的记史方式,并继承了"华夷之限"的思想,以及采取了特殊的东北边疆治理政策,而展现出了较之前代几近停滞的认识。相比之下,朝鲜王朝的官修地理志书却因其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扬弃,并基于其北方军事要求与王室需求乃至北疆的快速开拓,以及采取了与内地一致的北疆管辖政策,从而展现出了较之前代不断深化的认识。在导致中朝双方认识出现差异的这些原因背后,更有明朝传统"天下"观的包容型边疆观与朝鲜王朝基于疆土实利的务实型边疆观的不同,而这也正是双方差异如此巨大最深层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