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有关“苗疆”记事时间勘误三则

笔者翻阅《清史稿》(中华书局校点本),察其前后记事多有矛盾,繁简失当和年月差误之处颇多.今仅就《清史稿》所载“苗疆”史事,略举三例,以勘其误.例一:《清史稿》卷137·志112·兵8载:苗疆当贵州、湖南之境,、叛服靡常,历朝皆剿抚兼施.康熙三十八年以镇(竹阜)居苗疆冲要,改沅州镇为镇(竹阜)镇,设总兵以下各官……以防红苗.谨按:改沅州镇为镇(竹阜)镇,《清史稿》载为康熙三十八年,然而,考《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载     

鄂尔泰二三事

鄂尔泰,姓西林觉氏,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举人,官佐领、侍卫。于雍正四年巡抚云南,寻兼云贵总督。观察西南形势,奏请平定苗疆,并建议实行“改土归流”之策,雍正帝许之。铸三省总督印,发交鄂尔泰,同时兼制广西。 自雍正四年至九年,用兵六年而后苗疆以改流归化。先川边,继之滇边,而终于黔     

两次作为“国礼”的三穗斗笠

<正>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地处湘黔边境,素有“黔东要塞”和“千里苗疆门户”之称,常年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土地肥沃,自古产竹,且品种多样,白竹、水竹、斑竹、绵竹、楠竹等都有。县境内有“万亩竹海”之称的贵洞景区（现为国家AAAA级景区）。因竹林面积广大,产量丰富,品种齐全,由此形成了三穗丰富多彩的竹编文化。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青的资料。     

征稿启示

本刊新辟“野史轶闻”“、读书札记”、“域外拾零”三个栏目,特向广大作者征求稿件。野史轶闻:国内历史上有别于正史的奇闻趣事,或庄或谐,皆可入文。谢绝杜撰之作。     

何处是“苗疆”？——基于地域与族群视角的评析

“苗疆”作为历史的地域概念,自明见于载籍,至民国被新的行政区划概念所取代,历数百年。其义或因时间、文化与政治等变化而有不同指向,但最终都归于广义抑或狭义的空间定位上。于明清具体历史情境,“苗疆”当在湘、黔、川交界处,主体乃湖南西部与西北部、贵州东北部与东南部。域内不仅各色“苗人”聚居,且与大量“土人”“民人”共处。在漫长历史过程中“,苗疆”各族民众交往交流交融日深,反映了明清以来“边缘”之地国家进程的具体面相。     

征稿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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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贵州苗疆屯政革废与内地化

雍乾时期,清朝在贵州新辟苗疆实施军事戍防与屯田政策,起到了统一苗疆、镇慑地方的作用。因屯、民田土相争,屯政弊端显现,间接导致咸同时期贵州苗疆爆发民变。其间,地方官员试图借用湖南苗疆设屯经验进行改革,却未从根本上消除贵州苗疆的隐患。战事平定后,地方官员在战后重建中再次通过设屯解决安置民众田产及军户裁撤的问题。随着军、民与土著族群的融合,贵州苗疆屯政形同虚设,至清末并入地方州、县管理。贵州苗疆屯政制度变革的过程,反映了清廷在边疆地区制度设计、调适与转变等一系列内地化进程问题。     

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

明初为安定海疆,在广东南海地区构筑了以卫所为主体的沿岸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吴桂芳、殷正茂、凌云翼等两广总督为平定日趋严重的倭寇、海盗祸乱,逐步变革卫所体制,根据南海要冲港湾等地理及军事形势,先后通过构筑拓林、碣石、南头、北津、白鸽、白沙等“六水寨”,设置南澳副总兵,规划“海陆联防”、“分区防守”体制,形成完整的南海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对明清时期南海地区“东、中、西”三路海防思想的形成以及后世南海海防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八章 产业与资源 第二节 农业与农产

我国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遵义为黔省首邑,亦为西南富庶之区,家给人足,且有余裕。遵义府属遵义、正安、桐梓、绥阳、仁怀五县,原隶四川,清季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改隶黔省,即所以补助贵州之不足,充实全省之财富。贵州高原多山,黔东黔西黔南三境,平坝低地皆甚狭隘,惟乌江以北始有宽广河谷,山间平坝面积亦较大,最宜农事栽培,且因接近巴蜀,汉人移殖较早,农业开发已有两千年之历史,土地利用亦至精密,遵义之富,矿藏     

明代滇抚赞理军务兼衔与夺考——兼论云南军政结构的演化

明代云南巡抚所兼赞理军务一职的与夺背后,是巡抚与沐氏总兵之间复杂的权力消长关系。明代中期,朝廷一方面不断强化巡抚的军政职权以遏制勋贵世镇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长期不授予巡抚赞理军务的兼衔,以凸显沐氏总兵的特殊地位。至嘉靖朝,沐氏多名子孙冲龄莅政,世镇体制出现危机,于是朝廷正式加滇抚赞理军务衔以稳定边陲。此后因黔国公争权,巡抚建制又有所反复。但相较贵族世袭,官僚体制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巡抚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取代了黔国公的军政职能,沐氏世镇反而日趋瘫痪,仅作为一种皇权的象征而维持。     

水族 古老沉静的青色

水族先民是“百越”之一骆越人的一支。秦统一后,水族先民即逐渐向北往黔桂边境迁移。宋代设“抚水州”,即今贵州境内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及周边地区。当时以蒙氏为首领的水族曾与宋王朝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元、明两朝,水族也和众多西南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清时,政府在当地置“三脚州”,1914年民国政府改“三脚州”为“三合县”,后又改称“三都县”。     

南国有长城

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在中国。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长城就是蜿蜒在中国北方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 然而历史学家多次在历史文献中看到关于中国南方长城的记载。近年来，在中国南方湘、黔两省相邻的凤凰铜仁一带，文物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和专家考证发现在不断地印证着历史文献的记载：蜿蜒于湘、黔交界的千里“苗疆边墙”，被专家确认为“中国南方长城”。     

明清“苗疆边墙防御体系”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剖析

苗疆边墙防御体系位于湘西苗疆地区,是我国南方山区体量最大、设施最健全的明清防御系统,是苗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军事文化、治边文化的共生体。苗疆边墙防御体系的兴建跨越明、清两朝,历经从单一的城镇防御空间、单个防御聚落到整体防御体系的构建过程。在防御设施总体空间布局、防御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同时对居住环境和区域内的山水资源进行了整体的营造,在有限的山地地区构建了宜战、宜居、宜耕的特殊人居环境图景,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屯田戍边""因地之形,用地之利"的军事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山地人居思想。整个防御体系在时间、空间、精神维度方面具有多重价值。为了强调和保护其作为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不仅要关注各遗产点的整体、协同保护这种空间维度的价值保护,还应该兼顾时间和精神维度的保护;挖掘场地特有的历史价值,空间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其特点的基础上进行重塑和提升;同时注重可持续地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构建。     

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

汉武帝元鼎三年,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过去多认为这是由于楼船将军杨仆因耻居关外而请求武帝移关。本文从秦朝至西汉初年国家地域控制变迁角度,论述汉武帝时期向东推延函谷关这一事件的政治和军事地理意义,指出实际上汉武帝这次迁移函谷关,是对汉朝地域政策与大关中布防方略的大调整,所做调整,并不仅限于函谷关一处,时人称之为"广关",其本质用意是增益拓广关中的范围。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广关"之后,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从现代地名看苗疆地区土司军事活动——兼论苗疆地区土司军事建制及防御系统

苗疆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历史时期一直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区域.元明清时期,为了更好的统治这一地区,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由此土司通过其在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对苗疆地区实施统治,产生了政治、经济、军事活动行为,影响苗疆地区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融入苗疆地区历史进程,对苗疆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正史资料记载外,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中也留下了大量与土司活动相关的地名,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坊间流传,更加真实地体现了土司制度对于苗疆地区基层的影响之深.本文拟从现代地名遗存中发现并讨论苗疆地区土司的军事相关的活动与建设,以更为贴近现实的角度了解土司制度在基层地区的实施.同时,也通过苗疆地区现代地名简单的讨论土司制度对苗疆地区的总体影响.     

略述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的位置变迁

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由肃州总兵李廷臣1809年视察防务至嘉峪关时书写而成,后来镌刻成碑,立于嘉峪关东坊一里道左,即现在东闸门东南处。1842年,林则徐一行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日“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说明此时的“天下雄关”碑已移至西门外。本文依据文献资料论证了嘉峪关“天下雄关”碑位置的历史变迁。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     

“牙祭”渊源

贵州人以佳肴招待宾客时,常常有一句口头禅;叫打“牙祭”。偶翻《黔语》(清人吴板棫著)见其中载有“牙祭”的故事,读来颇为有趣。文云:“黔俗,给使厮养,遇朔望之次日得食肉,谓之牙祭肉。”又《通考》亦云:“度节使碧油红旃藏于公宇私室,皆别为堂,号节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号衙祭。二字其来甚久,分肉以畀众人,即祭统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