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临时中央”合法性考辨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最终迫使其取消"第二中央"。本文以党在历史上的相关决议为依据,利用资料汇编、回忆录、年谱等史料,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党章、党内动态、共产国际的态度进行分析,考订张国焘"临时中央"完全不具备合法性,是非法的伪中央。     

关于1931年临时中央两个问题的考析

关于1931年临时中央有两个问题,一些党史论著与有关文件的提法颇不一致。目前临时中央的档案材料公布不多,下面仅就已发表的一些文件,对两个问题作一点考析。一、关于临时中央成立的时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说是1931年9月。近几年来有些不同提法。如《张闻天同志的悼词》说“1931年6月成立临时中央局”(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唐代州府司法监督之途径与形式

唐代州、府的司法监察活动是地方监察的最为主要的途径,州府长吏一般通过查阅案卷和录问囚徒两种形式监督地方司法审判.此外,州府还需按照中央临时发布的诏敕,对辖内系囚进行即时处置.中央临时发布的司法监察诏敕的落实情况颇可怀疑,而责令长官亲虑囚徒的诏敕政令本身,亦只能视为等特定条件下帝王表明某种政治姿态的官样文章.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下)

历史上的第一次"落马" 邓小平历史上的第一次"落马"是在中央苏区,时间是从1933年的3月到6月.当时,"左"的中共临时中央把他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即"邓、毛、谢、古"而加以批判斗争并关押劳动,整整三个月.因为他不仅是"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又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对他的批判斗争就更加严重.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鉴于中共中央屡屡出现的"路线错误",以留苏学生担纲改组了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是"国际路线"不折不扣的执行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国际路线"的正确性受到怀疑,"国际派"内部也顿生罅隙。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争取了"国际派"成员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在政治局中结成"小三人团"。红军湘江惨败后,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威信直落谷底,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在红军存亡之际,毛泽东提出新的进军路线,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继张、王之后,转向毛泽东一边,瓦解了最高"三人团"的最后抵抗。由此,中央的实际权力开始转到了"小三人团"的手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做好了组织上的铺垫。     

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

正邓小平一生有"三落三起"的历史传奇,都和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邓小平的第一"落",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被打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反党小集团"的头子,不仅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夫妻被迫离婚,而且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和"砍掉脑袋"。原因是他极力维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开罪了"左"倾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由于这段渊源,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重用邓小平,直至进入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后二三事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共常委,从而使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思想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7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临时中央常委会。此时正值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抓武装斗争的指示到达,     

高岗的堕落

建国以后,高岗居功自傲,权力欲急剧膨胀。1953年12月,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毛泽东为了减轻一些自己的负担,提议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紧跟着,毛泽东要外出休假,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     

汉奸大逮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由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主持．在南京颐和路“主席官邸”召开了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l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作为办理伪政权各部结束事宜及维持地方治安的总机关并于当晚广播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瞿秋白闽西英勇就义前后

正1934年10月,蒋介石令汤恩伯指挥几十万大军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由于博古、李德拒绝听从毛泽东等人的建议,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失去了在苏区与蒋介石斗争的能力,最终被迫放弃多年深耕的苏区根据地,主力红军被迫北上作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随军撤走。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让因伤未愈的陈毅留下,担任中共中     

任弼时与湘赣苏区的“肃反”

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仅湘赣苏区肃清"AB团"时,就有大批红军遭屠杀,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得人人自危。1933年5月,中共临时中央调任弼时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处于"肃反"运动火头上,面对"肃反"扩大化,任弼时实事求是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受迫害者汇报,认真分析历史与现状,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肃反"扩大化错误……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党史上的十一月

1927年11月在彭湃领导下,海陆丰人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     

东魏、北齐时期的"道"探讨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设置"道"作为大都督、临时行台和地方化的稳定行台的活动区域的规定.但是,随着东魏、北齐国家军事征讨制度的改变,逐渐取消了大都督和临时行台的设置.在这个过程中,"道"与地方化的稳定行台成为固定的结合,因此,"道"成为地方化的稳定行台区的代称.这种"道",实际上,是东魏、北齐国家控制地方的重要军政区域,在对外实行军事防御以及保证国内统治秩序的稳定上,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四川“文革“的一段往事

经历过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1967年5月中央颁布的<红十条>,这是当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那时,我正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分工负责编辑西南地区的内参稿件,因而有机会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有关会议,对当时的一些实情有所了解.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史料述评

本所述评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史料,专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录。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是国民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组成部分。临时联席会议会议录作为第一手档案资料,反映了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规定性、联席会议存续的曲折性以及对会议本身评价的复杂性,为建构历史图像并进行理性分析提供了具体而详实的史料,特别是对于了解占领武汉以后革命阵营的政治角力、外交策略、经济状况、内政措施大有助益。对于研究这时期相关人物,理清其心路历程、观念变化、行为举止、社会影响,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东先走一步决策的演进——从[1979]50号文件到[1981]27号文件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提议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指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广东要求"放权"的"地方话语"由此上升到中央决策。先走一步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广东因为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