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八番顺元地区管辖权变动问题研究

元朝改变了宋代对八番顺元地区宽松羁縻的治理模式,推行较为严格的宣慰司、土官制度和与内地一致的镇戍制度。在征服八番顺元地区的过程中,川、滇、湖三省围绕其管辖权问题,展开了一番争执。元廷以军政制度推行和地方稳定为考量,以行省力量投送水平为依据,先将八番顺元地区划归四川行省,后短暂划归三省交替管辖,最后划归湖广行省。元廷对八番顺元地区的治理模式,在由羁縻制向土官土司制转型过程中,推行宣慰司、镇戍制等军政制度时,与该地区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不断磨合,是管辖权出现复杂变动的主要原因。     

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

在湘鄂西地区,从明初至清雍正年间,土司、卫所等特殊形式的政区与经制州县政区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彼此毗邻乃至交错的。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势力彼此消长的背景下,更导致了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     

涉县林旺响堂石窟摩崖碑刻题记校释

本文通过考察、研究涉县林旺响堂石窟的历代摩崖碑刻题记,确证了北齐临水县治"松谷"位于今涉县固新镇,旁证了涉县复置的具体时间,可纠正《隋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中有关涉县复置时间和政区归属之误。     

宋代福建孔庙建筑布局初探

自唐贞观四年（630年）太宗诏令天下州县学皆立孔子庙,孔庙依托官学普及而遍及各地。宋时,福建统县政区及下辖县均有1处孔庙,共计57处。对于宋代福建孔庙,学界已有一定研究,著述如《宋代的州县学》（周愚文著,台北：国立编译馆,1996年）、《福建教育史》（刘海峰、庄明水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福建教育史》（王豫生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等,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晚清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运行机制的研究——以循化厅档案为例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关注地方降水情况,要求各地定时向中央奏报雨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雨泽奏报制度。本文主要利用循化厅档案资料考察晚清时期雨泽奏报制度在州县上的运行实态。州县雨泽奏报在程序上有旬报和月报之分,无论旬报还是月报,格式上均要逐日书写天气状况、降水起讫时刻和降水量多寡。除旬报和月报外,还存在另一种特殊的上报程序,即各属如遇夏雨冬雪要随时上报。统县政区和高级政区长官对州县雨泽上报格式、时限、人员、信息准确性等进行查核,是确保雨泽信息准确的重要保障。州县户房的书吏是具体负责雨泽信息收集并上报的人员,在此之外,农官上报也是雨泽、收成奏报的来源之一。     

清代新疆镇迪道再探

清代新疆镇迪道系由安西道和乌鲁木齐差缺粮务道改置而来,在同治以前的承平时期肩负着内地直省藩、臬两司之任,辖境内既有正式设立的府厅州县政区,也有分防佐贰杂职分担州县的部分职能。同期该道由陕甘总督“统辖”、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同时受伊犁将军“节制”。但总督对镇迪道的“统辖”很大程度属于“遥领”,将军对都统的“节制”也流于形式,从而使都统的“兼辖”有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道员任兼藩臬,都统职权与直省督抚相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行省性质的特殊政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被其他面临相似情况的地区援例效仿,有一定借鉴意义。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隋唐之际王世充郑国政区管窥

本文通过对隋唐之际有关王世充郑国政区设置相关史料的归纳,举例论证了王世充郑国政区行州县制,并且同一时期的其它绝大部分割据政权亦行州县制,进而说明"唐承隋制"的不足。     

论明代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

顾诚提出明代疆土管理分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引发了对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新认识。沿海卫所是否切割州县划境而治,是相关认识成立与否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方志和明清卫所志,探讨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详情,结论是:明代沿海卫所的屯田多分散在各府州县,规模难匹州县田地,卫所管理权限较弱。卫所与州县划分日常防区,参差互嵌,既不一定自成一体,更远未涵盖海岸地区。某些卫所以城池为核心,形成了一小块相当于一乡一村、与州县并行不悖的行政地盘,但规模较小,边界未能正式独立于州县之外,难以视为正式政区。因此,明代沿海卫所仍宜视为非实土卫所,而不是实土卫所或准实土卫所,明代军事政区宜视为民事政区的辅助而非并列系统。     

羊渠、南浦县建置沿革考——兼及魏晋“峡中”武陵郡

重新分析古代、现代文献的记述,并对照地理环境进行考辨,可以确定: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刘备置羊渠县,蜀建兴八年(230年)改为南浦县;晋初由吴复置羊渠县,平吴后又省羊渠县;东晋南浦县一度变为南浦侨县.梁朝时,因少数民族脱离统治,南浦县废.一些学者以封爵补政区,以证明梁时有南浦县,在方法和结果上都是不可靠的.羊渠县、南浦侨县治今万州区长滩镇.自蜀汉至梁朝,今重庆万州区长江两岸不曾属于南浦县,南浦县治不可能在万州区长江两岸某处,而只能在今湖北利川市南坪.魏晋“峡中”武陵郡,以南浦县为郡治,曾领有南浦、羊渠、黔阳、黾阳、迁陵、酉阳六县.     

清末民初同城治所裁并初探

清末,各地纷纷筹建各级审判厅,为避免司法机构重叠同时又能筹集所需经费,从江苏省开始裁并同城州县始,即用所节约经费和旧衙署建立审判厅。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省并不存在同城州县,就裁并与之相仿的同城府县。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延续了清末裁并同城治所的措施,但裁并模式不一。《划一令》颁布后,各省实行裁府留县或改府为县,治所同城现象也基本不存在了。清末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同城政区治所裁并不仅由原来同城州县扩展到同城府县,而且范围也从江苏省扩展到全国。     

新疆行省制下督、抚、将军的改制探索

清末新疆改设行省,施行"新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策划新设行省的高层政区,妥善处理督、抚、将军的关系是清廷面临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由于朝廷议定的行省建置实际上已经偏离左宗棠、刘锦棠最初的设计,以致贯穿清末新疆省政治生活内部最突出的问题——抚、军争权与督、抚、将军关系问题,本质上是由新疆行省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及行政层级的缺陷造成的。当新疆的社会常情与朝廷的谕令章程发生矛盾时,其高层政区的运转弊症尤为引人瞩目,清廷也在不断地尝试内外均衡的调适机制。最终,新疆"新制"运行改革的过程,并入了晚清政府探索变革的轨道。     

明代雁北地区城堡的职能与选址特征

本文总结出明代雁北地区存在政区治所、居中应援城堡、长城边堡与收保之堡等四种城堡类型,并指出,正是因为其职能与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不同类型的城堡在后世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卫所与州县治所延续其政区驻地职能,在今天大多仍为市、县与建制镇驻地;居中应援城堡由于地处通衢,农业条件较好,在今天为乡镇驻地;而后两种类型的城堡随着民族关系的缓和,军事职能逐渐淡化,在今天基本上成为普通村落,很多甚至遭到废弃。     

19世纪越南政区的时空分布与变革特征

19世纪越南阮朝统治者的改革,导致其政区时空分布发生变动。政区数量在1840年达到巅峰,其中高层政区数目最为稳定,统县和县级政区数目前后起伏较大。数量变动影响了政区密度和管理幅度,缓解了高地和低地政区设置失衡的局面。嘉隆改革的特征是淡化了政区的军事色彩,明命改革的特征是对清朝省制引入与调适,此后的统治者没有实施大规模改革,只是进行了修补性调整。     

隋唐时期宁波地区州县城址沿革三题

隋唐时期宁波地区州县城址的变化比较复杂,尤其是句章县、鄮县和明州治所的变迁,历来没有定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历代相关文献的分析梳理,得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变化序列。笔者的主要结论是:(1)隆安四年(400年),句章县治未有变动。(2)从无任何县级以上政区设治于小溪镇(今鄞江镇)。(3)长庆移城发生在三江口。     

清代新疆镇迪道与地方行政制度之演变

清代新疆镇迪道建置沿革和职能特征演变,以及清末新疆建省时期道州县体系替代军府制之下多种行政制度并行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清政府治新政策的转变和道的职能变化趋势:民政权扩大和向准政区职能演变。本文辨析和阐述以上沿革过程,并对清代新疆道的建置沿革和对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政区的形成,以及为其他边疆地区建置变革提供的示范作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试论宝顶山造像的上限年代

大足,唐乾元元年(758年)与昌州同置。光启元年(885年)徙昌州来治。至元代初年废州县入合州,州治大足未再变迁。 大足石刻的始凿年代,有文可征者是在徙州治大足的第七年(892年),剌史韦君靖在今北山佛湾开凿出3、5、9、10号窟为始,经五代,到北宋元丰至南宋淳祐达到高潮,今存的宋代石窟多是在此间开凿。南宋末期,蒙古军在征战四川过程中,大足遭受摧残,“存者转徙,仕者退缩”至元代初年废州县入合州,到夏明玉珍又才复置大足,隶合州。宋末以后大足造像走向衰落,元世百年未发现一龛有纪年的造像,明代虽仍有雕刻,但无创见。     

唐代州县等第稽考

唐代州县等第稽考赖青寿有唐一代,其州县等第之变迁,开元四年以前,史乘所志,仅得６条（《唐会要》２条,《旧唐书》４条）,至开元四年以降,州县等第变迁颇剧：《唐会要》所志升等州县,凡３４４条（不含赤、次赤、畿县）;笔者在校勘、比照５种有关唐代州县等第之资...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所载汉武帝初年南郡"免老"、"新傅"、"罷癃"等3个统计簿,对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地理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就西汉南郡属县(包括道和侯国)的变动情况得出几点认识:江陵、巫、宜成、秭归、临沮、夷陵、州陵、夷道、中庐、邔等10个县、道、侯国,均与西汉朝相始终,且当一直属南郡;孱陵、索、下隽、竟陵、安陆、沙羡、轪等7个县、侯国,西汉前期应属南郡,之后分别转属他郡或他国;销、显陵、醴阳等3个县,当分别于西汉前期或后期废置,废置前均应属南郡;便侯国约于文帝时由长沙国迁入南郡,武帝元鼎五年国除,改置编县;枝江、当阳、郢、鄀等4个秦置县,西汉初或均废置,武帝初年以后又都复置,且属南郡;高成、华容、襄阳等3个县、侯国,均当为武帝初年以后新置,属南郡;西陵县,西汉时或从未属南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