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与近代江南县以下行政区划的演变——兼论商业市镇的政区实体化

随着清末民国地方自治运动的展开,以及国家对基层自治区域划分的制度设计的不断变化,近代江南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由清末"城镇乡制"向民国初期的"市乡制"、1928年的"市乡街村制"、1929年的"区镇乡闾邻制"、1934年后的"区镇乡保甲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传统的商业市镇也逐步完成了由依附走向独立、由支离走向完整的政区实体化过程。     

北洋政府的地方自治与旅京安徽同乡自治制度讨论会内的斗争

北洋政府的地方自治与旅京安徽同乡自治制度讨论会内的斗争陈长河一中国近代的地方自治,始于清代末年。当时为筹办自治．曾公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及《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并由各省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以为储备人才之地”,民国初年的地方自治制度,仍多仿效清...     

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窝阔台“画境”十道考

本文考订“画境”十道的内涵、名称及其建置过程,分析其地位与影响。本文认为,“画境”十道是窝阔台时期的中原政区划分,其本身即为蒙古达鲁花赤制度与中原分路之制相结合的产物。十道大体上可以确定为山西、北京、燕京、河东、彰德、河北、大名、山东西、山东东、陕西等道。其政区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到太宗八年前后才定型。“十道”之制推动了中原州县达鲁花赤制度的建立,对元初的政区制度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新县制实施简论

1939年9月19日,国民党行政院公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称之为新县制。其理论上的来源,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县为自治单位”的学说。其实施的目的,是“要把地方自治制度在抗战中完成”。1927——1932这短短的五年间,国民党中央颁布有“40余种,条文957条”的自治法规及附属条款,但用于制订新县制的功夫,以前却不曾见。1938年4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作了《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的     

从《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看宋代两个政区的建置沿革

一般考证历代政区建置都是直接利用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中的相关内容,但古地图在考证政区兴废沿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作者在对宋代政区的研究中发现,有些政区的建置沿革在《宋史·地理志》中表现得并不完全,当然这可从其他资料,比如文集中得到补充。但从某些地图中可以更加直接地获得较为可信的证明,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宋人税安礼所编《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最后一幅——《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该围包括正图与图说部分,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北宋政区的建置及其变化。本文欲以此图为例,来考证《宋代·地理志》所没有记载或未完…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地主阶级开明派张树声

一太平天国时期,张树声在合肥地区统带一支团练与太平军、捻军顽抗,从一个诸生被提擢为候补同知。他所统带的团练,为李鸿章后来编练淮军奠定下基础。他也因此而发迹。张树声(1823—1884年)安徽合肥人。“县廪膳生”,1853年太平军进军皖北,捻军纷纷响应,他“奉钦差大臣周(天爵)、吕(贤基)示谕团练,并奉钦差办理团练刑部郎中李(文安)颁发章程,坚壁清野”,“除结团自保外”,还带练勇外出与太平军转战各地,配合清军攻陷含山、六安、英、霍、潜、太、无为等州县。1857年桐城清军溃败,次年太平军再次攻占庐州,皖北革命斗争又趋向高涨。张树声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严申禁令,不准乡民从贼,先平肥西匪寨,继败捻酋张洛行于官亭,就周公山下坚筑堡寨,阻河为险……远近襁负来归,咸知其制寇有方,相依为命。”当时合肥     

方志建置政区推陈出新得失与对策——以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为例

新修省、市、县三级志书首设的“建置”（政区、行政区划）志（篇、章）,不仅是对本级志书横排纵述时空平台的定义和界定,也是其他门类事物依此界定而纲举目张纵记始末横陈到边之必然。通过对新修第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尤其是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的初略研讨,探索其对旧志相关内容之推陈出新,进而指出不论以“行政区划”还是以“建置政区”横排纵述门类,续修方志之首志都要力求忌一味泥古照抄,忌盲目轻信土权威,忌矫枉过正,忌墨守成规,忌错失“补和删”,忌忽视建制层级,忌建置沿革与政区混记。由此提出相关规范完善之对策。     

增城建县始于何时？

1988年8月,我参加《增城县志》编修,承担撰写卷一《建置,区划》的任务。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增城建县始于何时？增城人一般都说,县建于后汉建安6年;我在编写《增城地理》时,也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个说法。但编写县志是重大的事。“建置沿革。所系非轻”,应当把这个史实考究清楚。我翻阅几个版本的增城县旧志,发觉从乾隆时期的县志记载是：“旧志俱言县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行政区划调整修志模式及其他

改革开放近3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一大批新型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催生了现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省、市、县(区)相应对所辖政区作出重大行政区划调整。江苏省的县(区)以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就是其反映之一。比较常见的乡镇撤并,总的来说是乡的建置少了,镇多了;或者乡、镇都少了,     

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特种区考论（1935—1945）

1935年至1945年间,福建先后设有12处特种区,其设置始于国民政府在基层推行的"分区设署"政策,最初参考了江西特别区政治局的设置模式。1935年开始分设区署时,福建省府提高了部分普通区署的权责、经费,称为特种区,仍为县辖政区;1937年厘定职权、强化机构、划定边界,成为准县级政区;1940年后因推行新县制,或升县,或降普通区,仅周墩、柘洋二区作为预备设县单位予以保留,职掌已与县相仿,至1945年正式改县。随着基层分区制度不断调整,特种区规制逐渐向县制轨道靠近,但因区域小、人口少,内生设治动力有限,只有少数升格为县。特种区的置废历程不仅是福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深刻反映了县辖政区的演化逻辑。     

行政区划调整修忘模式及其他

改革开放近3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一大批新型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催生了现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省、市、县（区）相应对所辖政区作出重大行政区划调整。江苏省的县（区）以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就是其反映之一。比较常见的乡镇撤并,总的来说是乡的建置少了,镇多了;或者乡、镇都少了,新建的街道多了。以南京江宁区为例,原有9个街道办事处、11个镇,2006年3月调整为7个街道办事处、2个镇。昔日的村民,一跃而为城镇的市民,不少村委会随之也变成社区居委会。     

《汉书·地理志》与东汉政区地理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研究东汉政区地理的重要文献。在讨论东汉建立之时的政区时,以往的研究几乎全部以《汉书·地理志》的断限作为起点。实际上,东汉建立之时,恢复的政区建置应当是平帝元始时期的。通过对《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成帝元延三年之后的郡国沿革变迁以及县邑变化进行考证,可以发现,汉成帝元延三年九月之后,西汉的政区仍然在持续变化着,这些变化被后来新建立的东汉王朝继承下来。由此,便可较为全面地推演出西汉末年的政区图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汉初年的行政区划面貌。光武帝虽然恢复了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但这一恢复只是对郡国县邑数量的沿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因袭。根据东汉建立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光武帝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     

元代监司道区划考——兼论元代政治泛区的划分

针对元代监司的诸多研究已经成果颇丰,但是在有关元代二十二个监司道的区划方面,虽已有不少局部的推进,却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元史·地理志》的重新解读,再结合元代相关的台宪、法律文书,对有元一代的监司道区划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元代西南夷地区的政区设置历来尚少定论,为了对此处的监察区设置情况作出判断,文中亦对此地行政建置作出了新的考订。本文同时指出,基于三台的监察区区划,元代的疆域可以被划作六大政治泛区。     

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消解:云南省联省自治时期县议事会实际运作之考察

按照《云南全省暂行县地方自治章程》之规定,县议事会有监督县知事行政、审核县预决算、决议县单行规则及其他县自治事项等权力,但实践中则是传统的县政结构使这些制度设计均落了空。其原因除了学界经常强调的官治与自治之冲突外,还因团体自治与社会自治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冲突,此两种自治观的冲突与消解现象非联省自治时期的云南所独有,它贯穿着自清末至实施新县制之前的中国县地方自治史。     

清末地方自治经费来源、管理使用考

正1909-1910年,清廷相继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在全国推行地方自治。事无财不举,地方自治从筹备到实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如果没有独立的筹款渠道,地方自治将寸步难行。因此,各国在制定地方自治法规时均对自治经费做出相应规定。日本地方自治经费在府县为府县税及府县的其他收入,在市町村为府县税的附加税和市町村特别税。英美国家则以地方税或地方公债作为地方建设费用。清廷原计划在预备立宪期间颁布地方税则以为将来地方自治的经费来源,但地方税则直至清廷灭亡也没有厘定。在经费尚无保证的情况下,地方自治仓促上马,成为此后自治运行的一个隐患。本文依据有关史料,从地方自治章程和具体实施层面,考察清末地方自治经费的来源、管理以及使用等问题。     

论宋代基层区划: 乡的边界及其划界原则

北宋元丰年间以前,乡是县以下一级“实体政务”区划,其数量和幅员随着人口的损益而变化,故边界尚不稳定。王安石变法之后,乡的行政职能被大大削弱,“乡系户口”的功能也随之消失,乡界逐渐稳固下来。保甲法、经界法等基层改革都是在乡内完成,并不跨乡编排,这种政策性的规定强化了乡的整体性,使乡界变得越来越清晰。依据乡所邻对象的差别,可将其边界细分为四类: 乡与乡的分界;乡与路州军县等政区的分界;乡与行政治所的分界;乡与市镇的分界。从现有材料分析,乡的划界大体上遵循“山川形便”原则,这既是为了基层官员管理的便利,又符合自然聚落形成的规律。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隋汲郡临河县故城考

据《隋书·地理志》,汲郡统县八,临河即其一。关于隋汲郡临河县的建置沿革,《太平寰宇记》卷５７《澶州》云：“临河县,东六十五里,旧十二乡,今三乡。古东黎县也。魏孝昌年中分汲郡置黎阳郡,领县三：黎阳、东黎、顿丘,此即东黎也。……隋开皇五年,郡罢,置临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