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晚清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变动

边界是行政区划的基本要素之一.光绪、宣统年间,奉天东部的行政区划经历了较大调整,县级政区的边界也随之产生变动.在勘定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时,官员基本遵循了山川形便的原则.同时,柳条边、土地开发程度、边疆局势等因素也对县界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具有地域特色.奉天东部县级政区界线划定的结果,既反映了官员在设置政区时的一般考虑...     

19世纪越南政区的时空分布与变革特征

19世纪越南阮朝统治者的改革,导致其政区时空分布发生变动。政区数量在1840年达到巅峰,其中高层政区数目最为稳定,统县和县级政区数目前后起伏较大。数量变动影响了政区密度和管理幅度,缓解了高地和低地政区设置失衡的局面。嘉隆改革的特征是淡化了政区的军事色彩,明命改革的特征是对清朝省制引入与调适,此后的统治者没有实施大规模改革,只是进行了修补性调整。     

明代中后期粤东增设新县的地方政治背景——以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中心

为强化地方管治,明中后期粤东县级政区屡经调整析分。政区变动牵扯到错综复杂的疆界划定和赋役摊派等地方资源分配问题,造成新县增设过程中充满矛盾斗争。本文以编撰于建县初期的万历《普宁县志略》为例,分析新县的内外困弊及其与邻县的都图纠纷,探讨当地官绅如何利用方志这块园地,通过有意识地书写地方历史来处理新县与原属县的利益纠葛和县际关系。     

规划新区与政教分离的构想: “黑错设治”筹议研究(1943—194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黑错是甘肃省夏河县属一个乡。抗日战争时期,甘肃省政府筹议从夏河、临潭、卓尼三县局中析置黑错“新治”,并先后三次派员前往甘南进行实地查勘,规划出了成型的新政区。它从有着纷繁复杂的政教权力系统、多元民族宗教文化和此疆彼界犬牙交错的地域中析出,既有“众建分势”的用意,也暗寓推进新政区政教分离及其新变化的构想,流露出了边疆治理策略的现代转向。官员们精心规划和推进政区调整的想法,却遭到了本地不同身份人士的一致反对。本地人借助多种策略表达自己的呼声,加之抗战时期财政窘蹙和官员们深恐地方变乱等,“黑错设治”最终流产,官员们的精心规划和构想化为泡影,这表明边疆地区的政区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地方文化因素。     

民国时期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划界研究

幅员和边界是政区的基本要素。城市型政区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区类型,肇始于民国时期,是从原地域型政区中切块设置而来。在设市之初,并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因此市的范围到底应该划多大就成为新设之市府与原地域型政区(即其划离之母体)之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考察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边界的划定过程,展示了城市型政区幅员划定过程中的各种冲突以及在中国近代市制完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清末吉林东部县级政区界线的变迁

在清末的吉林东部,设置县级政区是官方应对边疆危机、深化地域治理的重要措施。这些政区的界线走向,既有原八旗驻防区、垦区的影子,也体现了划界者对山川分布和边疆形势的顺应。政区界线的划定,使得这些政区成为一系列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地域开发单元。政区多以山川为界,这不仅是出于垦务的便利,有时也是为了应对边事交涉、民务管理的需要。     

黑龙江省巴彦县

巴彦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偏南,松花江中游北岸,素有“三山一水六分田”之称。幅员面积3137．7平方公里,总人口70万。巴彦森林茂盛,水草肥美,土质肥沃,早在清朝时期就有“江省粮仓”之美誉。是全国商品粮、商品鱼、瘦肉型猪、大豆出口基地和秸秆养牛示范县。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校勘平议——兼谈曹魏汝阴郡的辖县名目

《三国志·明帝纪》“为汝阴郡”中的“为”字属于衍文性质,“汝阴郡”乃宋县的上属郡。曹魏时期新置的汝阴郡由汝南郡析置,辖域范围以汝南郡东南部颍水流域为中心,同时兼取汝水下游部分区域。这样的区划不仅在地域上易于分割,同时也体现了魏晋之间政区的连续性。汝阴郡拥有汝南郡东南部除城父、山桑县外的全部辖境,至少领有十四个县级政区。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唐代侨蕃州考论

唐代侨蕃州迁徙情形复杂,一共存在四种类型。侨置政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态各异,无法统一定义,但具有导致侨政区嵌套进入寄治政区的共同特征。与中原式侨置政区不同,关内道所领侨蕃州多不存在“原政区与侨政区”的对应关系,根本原因在于游牧族群分散的政治体结构与游移不定的生计模式。由于多无实际政区要素,侨蕃州的边裔册封属性要比政区属性更加明显。     

秦“道”新证

秦朝确立了地方上设“道”对少数族群聚居区进行治理的制度。作为县级特殊政区的“道”,最初可能取义于政治文化引导的期望。“道”制是秦的军事扩张和郡县化过程中折中的产物。“道”除有以族属命名的方式外,也有以山川类地理实体命名的;道以下并非不设乡里,而是采取乡里机构与部落组织并存的形式。道的行政归属,在区划和民政上属于郡,在少数族群事务管理方面则属于属邦,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管理;同时,实行“道”制的地区,由中央派遣官吏和部落君长联合治理,是为中国古代民族管理政策之源头。     

元代路总管府的建立及其制度

本文主要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 )元代路总管府制度的形成 ;(二 )各地总管府的建立过程 ;(三 )元代路级管理体制。本文认为 ,金末战乱和世侯割据打乱了金代路级管理体制 ,元初忽必烈整顿地方机构 ,实行“军民分治” ,集地方民政、财政、司法之权于总管府 ,从而建立新的路制。忽必烈在建立新的路制过程中 ,重新析分中原地区路级政区 ,后又因地制宜地把这一制度推行到南方和边疆地区。元代诸路在职权及政区划分上都与前代不同。由于众建诸路以及行省制的建立 ,元代路已失去地方一级政区的地位 ,路级地方管理体制显得零乱复杂。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在空间表达上存在的歧义,主要表现在:“四隅”概念可能是方位词所指向的方位表达,也可能是区域专名；就构词法而言,“四隅”概念包括偏正结构式的复合词和并列结构式的连接词两种形式,由此形成了“一隅”和“半壁”两种空间表达形式.从方位词向区域专名的演变路径来看,作为区域专名的“西南”并非始自“西南夷”.北魏迄至初唐的西南道行台等准政区的设置,对“四隅”概念演变为区域专名具有直接影响.     

放宽“地方”本土的视野——以《龙岩市志》文本分析为例

顾名思义,“地方志”记述的对象就是“地方”（主要是具体政区）。传统志书对记述“地方”所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越境而书”,严守区域范围。但是地方志是否只能写本级行政区或只限于本政区范围内的所有事物呢？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误将政区范围当做地方视野的全部,地方志就成了只记本地的“坐井观天”式的记录     

编纂政区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有些二轮县级志书为沟通历史、反映全貌,政区志的限前内容照录前志,致使前志在篇目设置、内容表述等方面的一些缺欠又影响到续志。诸如误将古代九州作为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和治所疏于记述、把伪政区记入建置沿革正文、乡镇级政区排序无章法等问题,直接影响政区志质量,应该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并在深入研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基于地图数字化的民国政区复原——以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为例

政区沿革数据库可以利用GIS作为辅助手段搭建,这样的数据库有两种描述方式,一是时间截面描述法,一是生存期记录描述法。1934年版《中华民国新地图》是民国时期民用地图最高质量的代表,将其扫描、配准之后提取图上的政区信息,即为某一时间截面的政区数据库。但研究发现,该地图所反映的政区时间断限不严,政区信息准确性上也有不少疏漏。地图反映的时间大致集中在1928—1933年。省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上海、青岛和西京3个院辖市,威海卫行政区和东省特别行政区;误标琼崖特别行政区;未标示广西省省会。县级行政单位方面漏绘10个省辖市、3个县、2个设治局、1个对汛督办;误绘7个县级行政单位;另有10个县级治所符号绘制有误。所以,时间截面政区数据库的真正实现,需要在数据库中更正上述错漏,辅以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手段,将所有政区的时间断限统一到一个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