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财"-称的大量使用应自战国开始

货币的出现是"资财"作为一类物态文化类型存在的起点,"资财"一称的大量使用应自战国开始.分析其原因:其一,铁器时代来临导致物质财富剧增,社会成员的资财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二,世卿世禄制度解体后,使用资财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适用性;其三,货殖家群体崛起,促使社会以拥有资财多少作为评价人的标准.     

“资财”一称的大量使用应自战国开始

货币的出现是"资财"作为一类物态文化类型存在的起点,"资财"一称的大量使用应自战国开始。分析其原因:其一,铁器时代来临导致物质财富剧增,社会成员的资财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二,世卿世禄制度解体后,使用资财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适用性;其三,货殖家群体崛起,促使社会以拥有资财多少作为评价人的标准。     

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

边疆社会存在许多内地社会所不曾具有并且往往为学术界所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所使用的“边疆社会”的术语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范围为依据,而更主要的是企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揭示拉铁摩尔所谓的“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现象,与通常所谓的“边疆地区的社会”这一术语在内涵上大相径庭,可以作为透视边疆移民社会中“边疆化”诸多现象的概念工具。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论地方志的社会生态记录功能

从存史的要求出发,地方志作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和“一方之全史”,应当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状态进行记录,即社会生态记录。在存史的方式上,地方志有从容展示历史横断面的优势,可以较好地进行社会生态记录。要实现地方志的社会生态记录功能,就应当以人为本,体现人在社会生态中的主体地位;关注民间,把握社会生态的立足空间;述而有作,揭示社会生态中的生动因素;注重系统,展示社会生态的立体结构;加强链接,展现社会生态的丰富内涵。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

晚清历史文献中的“绅商”存在分指性和单指性两种情况。在分指性意义上 ,系“绅士和商人”的合称 ;在单指性意义上 ,则反映着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融合 ,以至结合为一体。“绅商”名词的出现和流变提示了近代社会阶层结构演化的历史大趋势 ,即“商”之地位上升和“绅”之地位下降 ,以及这种社会错动中人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巨大变迁。     

以唐代为例看封建社会的"母权"

一提起封建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妇女的社会地位。人们往往一言以蔽之日“男尊女卑”。这种提法太笼统、太含糊,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片面的。因为人们往往只看到“三纲”对妇女的压制,而忽视了“孝亲”、“敬长”对年长妇女的保护。在“家无二尊”的父家长制社会中,夫是一家之长,妻则居于从属地位,夫为妻纲,妻要顺从丈夫。     

试论方志文化的社会功用

<正>一、地方志与文化的历史渊源早在汉代,我国就有“文化”一词,通常是作为封建帝王所施用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由于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现代文化内涵正逐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结构和观念。它表现在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心理思     

发挥企业档案资源价值

<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随着社会向信息时代的迈进,信息和人才、资财、物资一起被称为当今世界的四大资源,成为全球各企业决策的依据。能否及时获得信息、有效地开发信息、全面地利用信息,直接关系到企业决策的成败。在众多的信息资源中,企业档案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资源宝库,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评《努力》在“歧路”前的摇摆

《努力》,即1922年5月7日由胡适创办的一份周报。这份周报在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既是五四新化统一战线终结的标志,也是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胡适等人创办这份报纸的本意是为了“向政治上去努力”,结果却以“谈艺”告终。《努力》在“谈政治”还是“谈艺”“歧路”前的摇摆,不仅折射出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改革的异常艰难,也给人们识别自由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提供了绝好机会。     

不折腾你还能折腾谁

“公共服务故障”的根源是“权力分配不公” 社会系统也跟人的身体一样,你注意到痛就可能忽略痒。多年以来,人们痛心于腐败,社会情绪集中在对腐败的愤恨和焦虑上,而公务员的服务水平,虽然跟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每一个人都会有真切感受,嗄而没人提了。如果有人写一篇批评公务员麻木不仁、不负责任的文章,可能因为“没有回应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而上不了台面。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结构及其演进轨迹的思考

今年（2005）年初,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期上发表的拙中,首次提出了“同质社会”假说,但未及展开论述。在我看来,自先秦至明清,长达三、四千年的我国古代社会,可以按其经济形态划分为四种先后相续的同质社会。这就是（一）以“井”、“邑”即村社共同体为基础的先秦族群社会;（二）以“编户齐民”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汉唐吏民社会;（三）工商业明在农业社会母胎内全面成长的宋明租佃社会;（四）插在汉唐和宋明之间的辽金元（西夏亦应包括在内）社会则带有程度不等的游牧明色彩,     

潮汕丧葬禁忌习俗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原因

禁忌,即忌讳,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习俗,在文化人类学上通常称为“塔怖”（Taboo）,指人们对自己某些言行的强行约束以至禁绝。具体说来,即“关于社会行为、信仰活动的某种约束、限制观念和做法的总和。”作为一种民俗事象。禁忌源远流长,涉及社会生产、日常生活、语言行为、建筑、娱乐等各个领域,多个层面。本文试就潮汕丧葬禁忌习俗的种种表现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原因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专家学者。     

“流动”视角下侨乡青年社会区隔研究——以浙江青田幸村为例

论文从浙江青田侨乡——“幸村”的侨乡邻里、家庭、个人等日常生活的微观民族志入手,考察“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何参与侨乡日常社会生活实践的意义建构。研究发现,以流动为主要特征,侨乡社会建构了三重社会区隔标识——能否实现“跨国移民”、是否具备“跨国流动能力”以及能否持有“欧元”。侨乡青年及其所在家庭在这三重区隔标识的审视下,一些被贴上“上进”、“成功”的标签,一些却逐渐在侨乡日常生活的基本面向失去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社会区隔显而易见。     

志书效益新探索

方志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而社会对方志及方志工作者的认识和了解主要是通过查阅志书。志书作为方志工作者的主要劳动成果,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是连接方志工作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媒介。人们通过阅读志书,加深认识和了解方志工作及方志工作者。认真做好志书使用工作,提高志书利用率,发挥志书效益,对提高方志工作和方志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十分重要。志书效益是指志书出版使用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影响力的总和,是社会对志书评价的信息反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志书受欢迎程度。     

浅析建立个体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生态价值观是一个多方面的价值体系,该体系不仅随个体的认识而变化,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现代社会对生态文明的强调引导着社会生态价值观的建立。但只有从学理上厘清作为“类”的生态价值观和作为“个体”的生态价值观之间的区别,突破作为“类”的人所具有的生态价值观对个体环境行为的束缚,用“个体生态价值观”超越“类生态价值观”,才能真正建立起良性的有利于维护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中国古代家庭法散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规律的选择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关于加强公民社会的主体建设的思考

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建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加强民间组织的建设,就需要健全法律法规,提供法律保障;需要挖掘中国民间组织的特殊优势资源,发挥工会、共青团与妇联等群团组织在建构公民社会中的特殊作用;还需要理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以促进其健康发展。     

二轮修志记述社会问题的探讨

所谓社会问题,按《辞海》解释,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或环境的失调而造成的影响社会成员相当部分人正常生活的问题。”社会问题又包括哪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25日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有17个方面,并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二位至第十位的还有“就业失业”,“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养老保障”,“教育收费”,“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环境污染”。该蓝皮书说的这些是当前的社会问题,但也有不少问题是较长时间以来形成的社会问题。     

民俗学视域中丧葬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评陈华文、陈淑君《浙江民间丧俗信仰研究》

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丧葬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按照学界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丧葬的物质文化层面,即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物质文化面貌,甚至某些与之紧密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中以“物化”形式体现的丧葬内容,如葬所（包括坟地和墓穴）、葬具（棺、椁、殓尸用具）、随葬器物等;其二是丧葬的制度文化层面,主要是指丧葬礼制风俗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依俗行丧”的不成文法等;其三是丧葬的精神文化层面,亦即通过上述两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灵魂观念、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等当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