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元代逃奴問題與國家權力

元代逃奴案件反映了元代社會的諸多特色,其中"軍驅"的逃亡與元代軍事制度乃至整個國家機器有密切的關係。在追捕逃奴的問題上,軍人通常能繞開地方政府,而普通使長則要受地方政府的限制。朝廷默許軍人追捕逃奴時有使用武力的方便,這是出於國家自身的需要。儘管朝廷也爲了使長的利益而制定逃奴問題的對策,但國家權力的支配遠遠淩駕於主奴關係之上。     

“右將軍”還是“右軍將軍”?——前後左右將軍與鎮衛四將之考辨

在兩晉及宋齊官制中,有前後左右將軍,又有前後左右軍將軍。前者是軍號,而後者是禁軍將領。這二者本來區别明顯,然而時人對前後左右將軍實有"前後左右軍將軍"的俗稱,造成了文獻以及墓誌中兩者的混淆,更導致了唐人普遍誤認爲這兩者是一官。南朝帶貼官制度的發展,也會對相關判定造成嚴重干擾,有時需要從具體的遷轉情況出發,纔能對這兩類將軍作出正確的區分。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姓甚名誰:後唐“同姓集團”考論

唐末五代時期,收養義兒是統治者招攬人才、鞏固統治的常見方式。不少將領即以義兒的身份成爲各集團的核心力量。然而在後唐政局中,有一個羣體與李克用諸義兒有所類似,他們大多出身降將,因種種原因被唐莊宗賜予姓名,其待遇、權力、影響亦與李克用諸義兒相仿佛,是後唐政局中的重要力量,可謂之"同姓集團"。唐莊宗在團結拉攏這批將領的同時,又通過整頓、閒置、"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等方式限制舊部的權力,力圖超越過去部落、藩鎮的模式,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但這些努力隨着唐明宗李嗣源的成功政變而宣告失敗。唐明宗面對這些"同姓集團",采取了改還姓名的措施;而對於尚有半獨立性質的李從曮等人,則將其姓名中的代表莊宗的"繼"改爲象徵自己的"從"字。名字的變動體現了對正統性的爭奪。李從珂更進一步,在其篡奪義兄李從厚的皇位之後,下詔去除諸王大臣名字中的"從"字,試圖獨占象徵明宗嫡支的行(5,表明惟有自己纔能繼承明宗的法統。     

疆土爲大局之所繫——張之洞與中越勘界

中法戰爭中,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主持軍務,坐鎮後方,指揮調度,取得鎮南關——諒山大捷,爲時人和後人所津津樂道。但是,在這場戰爭尾聲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爲卻較少被人關注。其時張之洞奉命會勘中越邊界,雖然並非主事者,但敏銳地認識到勘界事關國家安危與領土主權,任務重大,影響深遠,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僅勘界前密陳機宜,建言獻策,而且對於所轄廣西、廣東界務尤爲究心,協助勘界大臣鄧承修較爲順利地完成勘界任務,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主義情懷。張之洞也見證和體驗了對外交涉的艱辛與無奈,認識到涉外事務與國家的强弱有關,並趨於理性務實。這對其完成從詞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務的大幅轉身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     

靖康之變康王出質金營的兩個問題

宣和七年冬,金軍兵臨城下,宋金議和,以康王趙構和少宰張邦昌爲人質。後姚平仲夜襲金營大敗,宋再次乞和。金人要求更換人質,於是以肅王代康王。本文考證:金人最初是要鄆王爲質,因鄆王逃離東京,遂以康王爲質。當時徽宗成年皇子有十人,康王生母韋氏地位最低,這應是以康王爲質的重要原因。姚平仲襲金營,金人認爲康王非欽宗同母弟,對宋帝無約束力。欽宗同母所出惟一妹,金人遂求以欽宗妹夫曹晟,再加上皇叔越王爲人質。欽宗謂以長輩爲人質有悖情理,遂以皇弟肅王代之。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韓滉與德宗——兼論德宗削藩戰爭中的鎮海軍

唐代的東南藩鎮一直是以養兵少、實力弱的形象示人,但成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鎮海軍、浙江東西道,卻乘借＂涇師之變＂,在節度使韓滉的經營下成爲當時南方最强大的藩鎮,並在德宗朝的削藩戰爭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衍爲當時唐廷得以生存的基石。韓滉並藉此而成爲唐後期權勢最重之宰輔,而其與唐德宗的矛盾由此産生。韓滉死後,德宗爲弱化江東的藩鎮勢力,遂進行了改革。對韓滉這個歷史人物形象的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中晚唐時代政治形勢變化對當時士人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後人對東南藩鎮與東南藩帥特定認知的形成。     

禮從時變：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先祖祭祀與正統塑造

唐玄宗通過遷毁中宗廟室,以睿宗直承高宗,强調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以昭成皇后祔廟、肅明皇后别立廟,抬高生母地位,弱化非嫡長身分,宣示其即位的正當性;在北巡太原時凸顯高祖創業受命的功績和李唐天命所歸的正統地位,在南郊親祀和東封泰山中以恢復高祖獨配等形式取代武后主導的諸多禮儀,進而消除武周政權的政治影響。開元年間的先祖祭祀調整聚焦在伯考與皇考、嫡母與生母、武周與李唐三組對應關係上,體現了玄宗在統治初期爲詮釋自身正統性所做的努力。     

由“邦”到“天下”——秦“邦”更名所見制度變革及其意義

秦始皇二十六年結束了長期以來的諸邦並立,秦自稱由"邦"轉變爲"天下"。在這一歷史發展及理念變革的影響下,秦對有關"邦"職官、名號的變更不只是稱謂上的變化,實際上還反映了相應的制度變革。其中最突出的是邦尉的更名。秦統一之際邦尉更名爲太尉,並將邦尉執掌中縣道軍事的職能劃出歸於新成立的中尉;郡邦尉原本爲中央邦尉派駐於郡内的吏員,秦始皇二十六年郡制變革中更名爲郡尉,成爲郡級三府之一。秦對郡縣道及中縣道區域行政體制的變革是在領域範圍擴大、官僚機構擴充、行政層級增加的形勢下采取的整齊化舉措,也是君主集權推動下的産物。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再論蒙古進征大理國之緣起及蒙哥與忽必烈間的爭鬥問題——以所謂“斡腹”之謀爲主線

忽必烈進征大理國向來被描繪成是蒙古對南宋所實施的"斡腹"之謀。然而,依據東、西方史料記載差異可知,蒙古人起初並無以大理"斡腹"而搗襲南宋的深遠圖謀。忽必烈之所以往攻大理,是因面對南宋川蜀地區强固防守力量時不得已而采取的權宜之舉。忽必烈長時間未對南宋展開正面進攻,應是引發蒙哥對他猜忌和不滿的主要緣由。蒙哥御駕親征,以川蜀作爲突破口,而此正是蒙古滅宋所長期奉行的固有戰略;忽必烈實早已意識到此戰略之弊,其被徹底扭轉則要遲至劉整降蒙以後。"斡腹"說很大程度上是南宋西南邊鄙帥臣出於對蒙軍軍事行動的本能警覺的反應,其淵源有自。     

義熙年間劉裕北伐的天命與文學——以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爲中心

義熙年間劉裕的兩次重要的北伐,一是對鮮卑族的南燕,一是對羌族的後秦。前者史書多稱"廣固之役",當時文筆表策,均出王誕之手;後者之軍中文書則多由北地傅亮掌筆。義熙十二年至義熙十四年,劉裕北伐軍攻陷天下之中洛陽、長安,傅亮爲此撰寫了《爲宋公修張良廟教》與《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結合義熙年間北伐後秦行軍的地理位置變化,可考證"二教"的具體撰寫時間;今將"二教"置於劉裕身分"宋公"、"加九錫的宋公"、"宋王"的關鍵節點再加以文本詳考。在宋初"經史之學"向劉宋中葉"詞賦之學"的演進途中,傅亮是一位非常有標誌意義的人物,他在文學史甚至是在中古政治史上的地位應該得到重新審視。     

論李勣與廢王立武

李勣,曾用名李世勣,是唐初傑出軍事將領。傳統史學對李勣的評價很低,有的甚至徑直以"姦臣"相稱。關鍵是在唐高宗"廢王立武"事件中,李勣采取了支持唐高宗的立場。陳寅恪先生不以道德觀念評價歷史人物,認爲李勣支持武則天當皇后是因爲他們同屬於一個地域政治集團,這一觀點影響巨大。有學者棄用地域集團概念,轉用階層概念,認爲李勣與武則天同屬於"庶族地主"階層。考察李勣與唐高宗的關係發現,唐高宗長期信任李勣,在高宗的故臣中,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都是廢王立武的支持者。以李勣爲代表的高宗故臣在唐高宗與長孫無忌的政治鬥爭中的立場與作用,具有必然性。研究"廢王立武"事件,地域集團説和階層集團説,都有過度解釋之嫌。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新見唐代吐谷渾公主墓誌的初步整理研究

本文對新見吐谷渾慕容氏成月公主的墓誌進行了錄文和初步整理,並就這一新出文獻與《弘化公主墓誌》《法澄塔銘》對讀,對與此相關的吐谷渾研究、唐代貴族女性修佛、長安寺廟研究等進行推展,並得出如下初步的結論:一,成月公主當係吐谷渾諾曷鉢與弘化公主所生,爲其次女,生於貞觀二十年(646),卒於總章元年(668),享年23歲。幼時即入唐代長安的興聖尼寺修習,卒於寺內,葬於明堂縣(今陝西西安長安區)少陵原。二,諾曷鉢至少育有五子二女,而一般的研究者僅提及其有三子。又,傳世文獻對弘化公主下嫁諾曷鉢的時間與出土的《弘化公主墓誌》不同,筆者以爲,應以墓誌爲準,至少交代分歧,兩説並存。三,成月公主所修習的興聖寺爲尼寺,但與一般的尼寺似有較大區别,其地理位置在長安外郭城通義坊,距皇城、宫城較近,在政治上與統治階級高層關係密切,高祖舍宅,太宗立寺,玄宗巡幸並任命寺主,在教義上當屬華嚴宗,故寺內有寺主法澄繪製的《華嚴海藏變》。而法澄圓寂後所葬的馬頭空,應是將其葬於馬頭空的窟室內,也就是中古時期僧人常采用的石室瘞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