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被毛泽东赞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关于它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由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策划,并且指使或者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笔者主要依据对大字报作者等当事人的访问及其他口述资料对此说提出质疑,并     

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牵头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炮制的?粉碎“四人帮”后,北大党委作了调查,把康生插手北大的几件大事(包括他插手这张大字报的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报告,要求在北大揭批康生的罪行(当时康生的反革命面貌还未公开)。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党委书记周林于1978年12月9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揭露康生、曹轶欧的罪行。1980年     

寻根求源,实事求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读后

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文革”初期的上海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的攻击北京市委与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毛主席称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上海市委于6月2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部署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等普遍成立“文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各单位党组、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他很喜爱这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不仅时常接受报社的记者采访,而且他的一些文章也愿意首先送到《光明日报》和它所领导的学术刊物《新建设》上发表。马老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很关心《光明日报》对北大教学改革的报道,支持北大教授翦伯赞、邓广铭、金岳霖、陈岱孙等教授为《光明日报》编辑《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各种颇有影响的专刊。但是谁也意想不到,1958年,在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康生的指使下,却是《光明日报》带头发动了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他的另一…     

“文革“中的外国专家造反派

当“文化大革命”如狂飚骤起般席卷中国大陆之后,不仅大陆上的广大干部、群众满怀革命激情和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投身其中,就连当时正在中国大陆帮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国朋友们,也被席卷进去,与中国人民一起参加了这场起初显得像是革命的正剧,后来才逐渐暴露其真面目的悲剧和闹剧的史无前例的演出。一、外国专家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以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公开宣传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所写的大字报为开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对聂元梓等人这张大字报作了高度评价,誉之…     

八一厂“黑楼”纪事

一“黑楼”并非黑色之楼,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区内西北一隅新盖的尚未竣工的约莫五六百平方米的浅色小楼。由于在这座二层楼房内关押着一批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册封为“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故而群众给小楼起了一个挺人的怪名“黑楼”。“黑楼”进门处,赫然张贴着一张“看管犯人条例”的布告,这就是说造反“左”派已经公开把这儿变成一座监牢了。二1966年5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作为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电影厂首当其…     

丰子恺在“文革”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上海中国画院就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8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此后,"文革"工作组进驻上海中国画院,将时任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甚至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     

康生与山西临县土改试点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正确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此话曾在《晋绥日报》社论《有事同群众商量》中用黑体字刊出。)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     

我所知道的“文章”发动内情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了“文革”酝酿、准备阶段,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个个被突然“揪出”“打倒”的经过,以及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的有关情况。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的林默涵,回忆了“文革”前几年中央领导层在文艺问题上的几次斗争,特别是康生、江青等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内幕。当时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的主要助手、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继上期关于《二月提纲》的回忆之后,又记述了暴风雨前夕彭真和中央几位“秀才”的活动情景。     

北京大学里的“监狱”

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还有监狱？当您读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这个文题一下子就蹦了出来。北京大学在中国一直开风气之先，或好的或坏的都有。最大好事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此杂志由陈独秀初创于上海，落脚北大之后才阵容扩大，论锋逼人，震动全国，其影响、薰陶或刺激的可堪称中国之最；可最大坏事是什么？那就是“文革”之初，出现在北大墙头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读过北大校史，仅从史料知道“五四”运动期间北大设有监狱。1919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学生齐集天安门，有四五千人之多，群情…     

从康生制造“谋杀苏枚”冤案引起的联想与思索

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只是因为“已经死亡”,依照我国法律,决定对他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整人,是康生的看家本领,直接、间接挨过他整,遭他阴谋诬陷,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托派”……而被捕坐牢,甚至丧失生命的,难以数计,他亦以此出了名。人们谈到康生时,都想刨根究底弄个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坏？为什么这样狠毒？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刨根究底,康生何人先看“谋杀苏枚”案延安时期,我曾在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工作了五年,接着又随他领导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一…     

文革语录操的“出笼”经过

1966年,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革命“造反”的狂潮铺天盖地席卷中国大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演变到崇神状态,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     

“党内的妈妈“任弼时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人正直,公道正派,不论是在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长征途中,还是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人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都是坚持真理,爱护干部,致使王明、张国焘、康生一伙惧怕他,而广大干部群众非常尊敬,爱戴他,亲切地称他为“我们党内的妈妈”。详情请读《“党内的妈妈”任弼时》。     

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新闻界的老报人也许还记得南京报坛有办报兄弟俩,哥哥张友鸾曾在多家报社任过总编辑,后自办了《南京人报》,报界习惯称他为“张大先生”。弟弟张友鹤在南京创办了第一家晚报《南京晚报》,人们称他为“张二先生”。他们是我的伯父和父亲。     

《历史研究》的片断历史

“这是《历史研究》对年轻作者的态度” 《历史研究》与新中国历史学及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一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就发表在1955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那时刊物刚满一周岁,最近的文章是2005年第4期发表的《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前后整整50年。这在刊物作者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曾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