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市石桥欢迎砖场元墓清理简报

1993年8月,我们前往岱吉屯调查“至正年制”彩瓷碗的有关情况,在毗邻的欢迎村高家店、小围子两屯,从农民手中征集了一批砖场墓地出土的文物,其中有瓷器26件。1994年5月,扶余市博物馆为进一步弄清文化面貌,清理了墓葬2座.现一并简报如下。一地理环境砖场墓地位于贾津沟子河下游东岸的一     

吉林扶余出土的一批五彩和青花瓷器

20世纪50年代,扶余地区就有出土五彩和青花瓷器的报道.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吉林省考古部门又先后两次在扶余土城子发掘了百余座明代墓葬,出土了大量五彩和青花瓷器.但自1974年《文物》月刊9期报道了一件出土于扶余岱吉屯的带有"至正年制"款的五彩碗后,学术界对扶余地区出土的五彩和青花瓷器的年代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论也十分激烈.笔者近几年对沿松花江流域的欢迎、六家子、嘎尔奇、达户村出土的五彩和青花瓷器的调查和排比研究,认为扶余地区历年出土的五彩和青花瓷器均为明代中晚期景德镇官、民窑制品.     

关于八思巴字款青花瓷器年代之我见

1994年以来,国内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吉林扶余岱吉屯墓出土的“至正年制”款五彩瓷碗及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八思巴字款青花海水云龙纹盘、碗在《文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这两类瓷器的烧造年代展开了热烈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两类瓷器是元末官窑烧制的青花、五彩瓷的标准器;另一种意见认为“至正年制”款五彩瓷碗是明代中晚期(正德至嘉靖)仿写元代年款的产品,而八思巴字款青花海水云龙纹盘、碗是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制品。     

从景德镇官窑的书款制度看岱吉屯“至正年制”款彩瓷碗的年代及其他

《文物》自1994年第2期起,就吉林扶余岱吉屯等处出土的瓷器先后刊出了不同意见的多篇文章。从双方的讨论看,至少有两点共识:1.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景德镇的产品;2.除带“至正年制”款的彩瓷碗外,其他各器都是民间窑场生产的普通日用器物。而争论的中心则在于对那些瓷器的断代。张英先生和扶余博物馆肯定它们是元瓷,并且坚持这个观点;另一方却否定这个判断,认为它们只是明代中期的产品。笔者认为后者更为接近事实。     

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瓷器

1992年7月,扶余市石桥乡欢迎村(贾津沟子)岱吉屯农民在村中修路时发现一批瓷器,其中有“至正年制”款彩瓷碗一件。省博物馆唐小轩、扶余市博物馆郑新成和笔者闻讯后于翌年8月前往调查,在现场得知这批遗物分别出自三座墓葬(编号FSDM1、M2、M3),主要是瓷器,现将调查情况简述如下,并据此提出一些看法。     

明定陵出土的官窑瓷器

定陵出土瓷器,共16件。可分为两类:青花瓷和三彩瓷。青花瓷占多数,有13件,其中缸3件、梅瓶8件、碗1件、胭脂盒1件;三彩瓷3件,其中香炉1件、花觚2件。出土瓷器为官窑所烧,大部分有款。官窑器书以款识,始于明代。出土的16件瓷器中有15件带款,只有青花碗无款,但碗有金盖金托,上面都有铭文。明代官窑开始用帝王年号作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明代瓷器官窑年款很普遍,款式有楷书、篆书,以楷书较为常见。款的排列有横款、竖款、单行款、双行款、环行款、十字款等。字数有四字、六字,其中六字款较多。款的外围有双圈线、单圈线,也有不带圈线的。明代款识多为青花楷书款。这从定陵出土的瓷器中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出土瓷器的款文有两种,分别为“大明嘉靖年制”和“大明万历年制”。均为青花款。一般所谓的青花款,就是以氧化钴书写的,也是明清以来最普遍的。出土龙缸为单行横排款,外有单线框;梅瓶为环行款;胭脂盒为三行款,单圈线;三彩瓷炉和三彩瓷觚,均为竖二行款,双圈线。     

也谈巴思八文款青花瓷器的年代

张英先生关于“至正年制”款瓷器的意见,近来又有新的发展。其根据景德镇龙珠阁陈列的一件1987年在珠山官窑遗址出土的青花云龙纹瓷碗,碗底书有八思巴文款,认定此款就是八思巴文的“至正年制”款,并认为元代只有官窑才可以五爪龙为饰,提出“景德镇古窑址出土的八思巴字至正年款青花五爪云龙纹碗,和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楷     

也谈岱吉屯墓出土“至正年制”碗的年代

1994年《文物》第2、8、9期相继发表了张英先生的《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出土瓷器》和曹淦源先生有不同看法的《“至正年制”款与嘉靖红绿彩瓷》等三篇文章后,在陶瓷考古界引起了广泛重视。因为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对几件瓷器年代的不同看法,更关系到陶     

关于四川三台出土“官”款白瓷的几个问题

作为10世纪前后北方窑场出产、且属当时社会高档用瓷的“官”款白瓷器,在四川地区的出土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本文根据四川三台出土实物,结合各地的相关材料,对这类瓷器的时代、窑属、使用情况及“官”字的含义作了探讨,并分析了四川地区所出“官”款白瓷的有关问题。     

试析"盈"字款瓷器

自1957年冯先铭先生在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首次发现“盈”字款瓷器以来,这种题款的瓷器就常有出土,迄今已有一定量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邢窑考古的成果,对“盈”字款瓷器的研究也渐趋深入。若干关于“盈”字款瓷器的看法已触及当时瓷器生产或消费的形式与性质,这正是当前陶瓷考古探索中颇受关注的。本文拟就“盈”字款瓷器的发现及其年代、盛唐之后的邢窑发展、“盈”字款瓷器与“大盈库”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梳理,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明代御窑瓷器 景德镇出土与故宫院藏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

<正>2017年9月29日,由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明代御窑瓷器对比系列展之三——"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展厅隆重开幕。此展览系双方合作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别成功举办"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对比展"、"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     

成化御窑瓷器的艺术成就 传世和出土明代成化御窑瓷器对比展探微

<正>"明代御窑瓷器——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成化瓷器对比展"(简称"传世和出土明代成化御窑瓷器对比展")、"明清御窑瓷器——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陶瓷考古新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和斋宫展出数月,吸引了众多陶瓷爱好者,此展将持续到2月底。20世纪70年代,位于今景德镇市珠山(图1)的明代御窑遗址已零星出土过一些明代御窑瓷器残片。80年代以来,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对明代御窑遗址进行过多次局部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图2),出土的     

郑州黄岗寺明墓发掘简报

2004年4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了黄岗寺一座明代墓葬,出土随葬瓷器十几件,为研究郑州地区明代瓷器及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旅顺博物馆藏明代宣德年款红绿彩瓷大碗

1994年《文物》第2期刊登了张英先生《从“至正年制”彩瓷碗的发现谈“大明年造(制)”款瓷器的年代》一文,从扶余发现的“至正年制”款彩瓷碗入手,较系统地研究了明代的红绿彩瓷器,     

景德镇宋元时期米黄釉瓷器的科技分析

正米黄釉瓷器的存世量相对较少,但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米黄釉瓷器是江西吉州窑和福建漳州窑的产品。随着景德镇考古工作的开展,现已证实景德镇在宋元时期也生产米黄釉瓷器[1]。2015年和2018年在浙江湖州凡石桥遗址出土了一批宋元时期米黄釉瓷器[2],部分标本见图一～六[3],与景德镇窑址出土的资料能够相互印证。考古发掘出土及博物馆所藏的宋元时期米黄釉瓷器以作为礼器、祭器的瓶和炉为多,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是对明代北方地区生产和流行的白地黑花、白地黑花褐彩、孔雀蓝釉黑花、白釉、黑釉、酱釉等器物的概括。本文以明代纪年墓葬出土瓷器为主要对象,对"磁州窑类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     

《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简介

《毛家湾:明代瓷器坑考古发掘报告》是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发行。该书16开精装本,正文共计86万字,定价468元。该书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05年发掘的毛家湾明代瓷器坑的考古报告。书中系统介绍了瓷器坑内出土的唐至明代中期的瓷器,包括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等窑口,其中以明代中期景德镇窑瓷器最为丰     

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发掘简报

2003年12月,为配合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东生活区七号楼施工,邢台市物管理处对施工区内的4座唐代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了瓷器、陶器、铜镜等随葬品,其中出土的两件“盈”字款瓷器,为邢窑白瓷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邢台宋墓出土“官”字款瓷碗

2002年12月,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在市运输总公司基建工地清理宋墓一座,墓中出土的带“官”字款瓷器在邢台地区尚属首次,为研究宋代瓷器款识提供了新的资料。     

明“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款青花盖罐

青花瓷器源于唐,发展于元,而成熟于明清,并成为瓷器生产的主流。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款青花盖罐,是一件明代景德镇烧制器形大气,有绝对年款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