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银首饰图说

金累丝凤簪（图1）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①凤簪为一对。其一通长23．5厘米,重95克;其一通长24厘米,重94．6克。它的制作,是先把撮好的花丝按照凤凰部位的不同而掐成不同的花式,复用边丝掐出翅膀、尾羽的形状与轮廓,继用各种小卷丝分别在轮廓内平填。凤身系堆垒成型,凤首则用两枚金片打造成形,然后扣合为一。     

明代金银首饰图说（续二）

金网巾圈 湖北广济县明张懋夫妇合葬墓出土网巾是明代男子首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长发以玉或金银短簪挽结干顶,其上再罩网巾,此即最基本的装饰。网巾的制作多以马尾或线,而也有绢布。谢肇涮《五杂组》卷一二《物部四》：“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此所谓“屋”,即覆于发髻之上的各类饰物,“无屋终不可见人”,是露髻见人为失礼也。     

宋元金银首饰的样式与工艺（中）

四、簪之二:满池娇荷叶簪前曾举出武汉黄陂周家田元墓出土韩娘子的一对金螭虎钗,除此之外,又有金瓜头簪一支,金二龙戏珠梳背一,又一支玉荷叶簪①(图1:1)。簪首的荷叶绿玉制,一对以金片两相扣合的鸳鸯用细金丝穿系     

明代金银首饰图说（续一）

金镶宝珠梵文挑心（图1）金镶宝梵文分心（图2）北京右安门外彭庄明万贵墓出土把释道题材用于金银首饰纹样,是明代才兴盛起来的,——虽然辽代已稍用于妆点金冠,但究竟不曾蔚为风气。道教题材多取意于长生久视而每与 “寿”字相联,一般是选择带有符号意义的形象,如南极老人、西王母、八仙,还有历代传说中的仙人。佛教题材的取用,其意多在于祈福,而消灾免难,     

宋元金银首饰的样式与工艺（上）

甲、样式宋元金银首饰的样式与工艺,是长期以来不太被关注的题目,有关的考古发现其实不算少,比如两个最为集中的古代窖     

宋元金银首饰的样式与工艺（下）

八、耳环女子戴耳环成为普遍的风气,也始于宋。其时耳环的装饰纹样以蜂蝶花果为多,小文《明代耳环和耳坠》曾举出几个宋代的例子①。大致可以说,宋代耳环多很小巧,如浙江湖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的金镶     

元明金银首饰中的瓜与鼠

瓜是雅俗、也是南北共赏的题材。所谓“瓜”,自古以来是指甘瓜、果瓜,亦即甜瓜,虽然在辽代壁画里已经出现了放在果盘上面的西瓜,但它是描绘生活场景,作为装饰题材,甘瓜几乎是一枝独秀的。     

宋元金银酒器中的盘盏散盏与屈卮

台盏、盘盏、散盏、屈卮,是宋元金银酒器中饮器的几种基本样式。 所谓“台盏”,原是酒盏与酒台子的合称,它是酒器中的一种固定组合,通常二者纹样一致。酒台子便是承托酒盏之盘,不过盘心高高凸起成一圆台,以是得名。     

南方宋墓出土金银首饰的类型与样式

首饰,宋代又俗称"头面",通常指女子的全副簪戴。稍稍扩展,也可以把佩饰包括在内。两宋女子金银首饰的基本构成,为冠梳、钗簪、耳环,又钏镯、戒指、帔坠。南方宋墓出土的金银首饰也大体如此①(附表)。     

浅析贝壳类在首饰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高品质生活追求,贝壳类首饰,也开始越来越被都市中那些追求时尚、崇尚自然的人们所喜爱。由于贝壳类首饰的独特魅力,在首饰饰品种类众多的情况下,它依存自身的优势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文”“物”相映——清代首饰中的几种俏式

清代服饰有了满汉之别,而满妆与汉妆都有若干特色首饰,并每以传神之容色现身于小说戏剧曲艺。于金银首饰形容备细者,多为所谓“俗文学”,如清代俗曲时调,弹词,子弟书,还有以描摹风物为主的竹枝词。若小说,便可推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清代金银首饰以时代近而保存完好者多,满汉之别也使得首饰的品类更为丰富,“文”与“物”之互证便每有交相辉映之好,首饰中的几种俏式,尤可见出此中意趣。     

论明代宝钞行用中的“喜新厌旧”现象

“大明宝钞”是明朝政府发行的唯一纸币,行用中却出现了民众厌弃旧钞的现象。此现象是宝钞不同时期主要问题的外在表现。宝钞发行初期,因元末币制大乱给民众留下了旧钞容易被折价的印象,宝钞尚未完全取得民众信任,因此细微的钞样调整就引发了民众拿尚能使用的旧钞来在京行用库倒钞的行为。政府随即广开在外行用库,该措施反而使制度冲突导致的“制度逆变”被暴露,加剧了倒钞现象。宝钞贬值时,商贾为规避处罚,以折价或拒收旧钞的方式来达到收取其他更稳定的通货的目的。宝钞被排挤出市场后,势要之家、铺户、收钞官吏相互勾结,通过拒收旧钞的方式迫使民众纳银。明廷的应对暴露了其在危机研判、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的不足。     

释明代贵州之“州卫同城”

明朝前期在贵州建置了两类城镇 ,即以军事职能为主的卫所城镇和以民事管理为主的“郡邑”城镇。从明中期开始 ,贵州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州卫同城”现象 ,即卫所与府、州、县治同治一城。明朝贵州出现“州卫同城”的现象是与贵州当地的地理、政治、经济环境分不开的 ,有其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州卫同城”将卫所的军事职能与“郡邑”的民事职能合并起来 ,既促进了城镇本身的发展 ,又有益于加深对当地的统治。“州卫同城”是明朝贵州城镇在发展过程中再次选择城址的表现 ,也是明朝在贵州的统治逐渐稳定和深入的表现 ,标志着贵州至此真正成为了同内地省份一样的政区。     

保卫与破坏——明代“烧荒”小议

作为一种御敌措施,烧荒在明代被长期执行,焚烧野草林木在断绝敌方草料物资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然环境,沿长城一带的边塞地区在持续的烧荒之后沙漠化日益严重,保卫与破坏成为明代烧荒政策的双刃剑。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明代驸马的“选秀之路”

明代驸马大都出自平民家庭,如男版“灰姑娘”——年轻,俊美,有家教。然而,驸马为何会选“灰姑娘”?“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新鲜!”黄梅戏《女驸马》这段唱词,大多数人耳熟能详。驸马怎会是女郎?先介绍一下故事:富商的女儿冯素珍自幼和李兆廷订婚。     

明代“空白期”景德镇彩瓷技法溯源

1988年、2014年景德镇两次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信息。本文以景德镇“空白期”折沿盘为例,通过梳理类似的考古出土品、馆藏品、各地旧城改造发现品,比较其纹饰和彩绘技法可知,明代“空白期”彩瓷技法的来源,可以追溯至12世纪。     

明代绘画中“玉兔”形象考察

现存明代画兔之作,至少有15件。从绘画题材及造型、兔的数量、绘画意境、绘画技法、作者身份、画的形制、创作时间和画家的郡望等多方面可看出,这些画大多为职业画家创作,且多有应节、应景之需。明代画兔的作者,大多集中在商业经济极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天时地利的语境下,以“玉兔”为主题的、雅俗共赏的绘画自然也就受到追捧对于明代“玉兔”画作的考察,不仅是对花鸟画分支的微观探究,更是对其时审美时尚与文化背景的认知。     

“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

“传奉官”始见于明成化初,泛滥于成化末,延续于弘治、正德间,最多时达四千余人,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传奉官现象以不合理乃至荒诞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某些合理需求,其发生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发展、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虽然传奉官在嘉靖初被废止,其带来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却被普遍接受。     

御马监驾牌明代“弼马温”的工作证

在首都博物馆的“古都北京”展览里,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圆牌,大小略逊于手掌,上部是荷叶形的牌首和用来穿系穗带的圆孔,正面中间自一上至下有篆书“驾牌”二字,左边是四字楷书“出京不用”,右边是楷书八字“帝字伍干肆佰伍号”,都是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