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注译》译文正误

赵守正先生的《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集各家之长,通俗、生动的注译本,但某些译文似有欠准确.《乘马》篇中“则所布(原为“市”,赵先生据《管子集校》改为“布”,我认为不妥,应从市)之地六步一(豆斗),命之曰中岁。”翻译为“这样,征收布匹的地方,合六步土地征粮一斗,这是中等年成的税率”.按赵先生的解释“六步土地征粮一斗”即每亩(100步)征粮为一石六斗六升,税率收量已远远超出了实际产量。在战国之时亩产量一般约为一石半,显然与税率是矛盾的.《管子·禁藏篇》“岁兼美恶,亩取一石”。     

“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吏”与“民”一起编制于基层乡里,同为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相同,而“吏”稍优于普通编户,并不存在独立的“吏户”。吴、蜀亡国时所献簿籍中的“吏”数为全国总户口数之内的吏员人数,并非另外之“吏户”。孙休永安诏与吴简中的吏一脉相承,每户服役人数经历了孙权时期1·29人—孙亮时期3人—孙休时期2人的演变,并非“空户从役”。迄今已公布的吴简和文献资料都不能证明“吏户”的存在。     

门钉的起源、发展与礼制关系考略

门钉,顾名思义,用于门上。它形状如水面上的水泡,故宋朝称门钉为“浮沤”、“鲋锺”、“浮枢”。沤,水泡;锺,大钉。宋《营造法式》：“门饰金谓之铺,铺谓之锺,音欧,今俗谓之浮沤钉也”。“浮枢”,这个词在语法中为偏正结构,中心词是“枢”,它含有天空中的星名字义,是北斗第一星。“北斗有星七,以其在北方聚成斗形,故名。道家书亦名天罡。七星之名：一天枢,二天璇（亦作天墙）,三天玑,四天权,五玉衡,六开阳,七瑶光。一至四为斗魁,五至七为斗柄（亦作斗杓）”。浮枢,借用天上的天枢星名来与人间的大门钉相比附,使门钉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修志作文宜一读——评介苑广才著《记叙文写作法》

为文构章,有体裁之辨和技法之学。编纂志书亦作文章也,故志书行文也有体裁之讲与技法之求。笔者自1985年春忝列修志队伍后,留心文章学和写作学园地上关于修志作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的“春消息”,同时希期文章学家和写作学家关心、扶持并开展此一方面的研究探讨,于此一方面给修志者予以指导,但为此者寥寥,致远未适应兹时全国普遍开展志书编纂的     

中国民俗通志总序

志者,记也,志书亦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之类,与史书同源而又有别之。史书注重人与事,尤注重人们的言语与活动,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也,是先个体而后集合;志书则关注凝固化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先集合而后个体。与之相应,史家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褒贬裁量,评判古今,     

旧赌风之一——斗蟋蟀

在旧社会,有不少地方的人喜好斗蟋蟀。但随着众多有闲有钱之人参与其中,以及他们的放纵和奢糜,斗蟋蟀渐渐演成赌风,而且愈演愈烈。 蟋蟀亦名“促织”,俗名为“蛐蛐儿”,大约取其鸣声相似之故。成熟的蟋蟀大约身长二三厘米。雌者有三尾,不能鸣亦不嗜斗;雄者有二尾,翅腋振之则大鸣,生性嗜斗,若两雄相遇,则出死力争胜,不至力竭声嘶、身受重创不甘败,败则即成废虫,不能再为死斗。 斗蟋蟀之风由来已久,在《帝京景物纪》、《五     

浅论新方志的语言表述

编纂地方志书．被视为著述大业。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指出“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全书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可见前人修志已充分认识到行文表述与志书质量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视志书行文．这对编修新方志也有重要的借鉴。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了一些新编志书．对地方志特别是新方志的语言表述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本文拟就此做一些探讨．[第一段]     

锤炼志书篇目标题之我见

篇目,在旧志中称为“门类”、“门目”,它既是志书体例的具体化,又是志书内容的高度概括.它直接关系到志书质量的优劣,受到历代志书学家的高度重视.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说:“志体坏于标题不得史法”;民国初年方志学家李泰芬在《方志学》中也说:“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可见,一部好的志书,首先应有一个好的标题.因此,我们在制定篇目时,要反复推敲其标题,看其是否规范、科学、准确、精当.笔者最近翻阅了北京铁路局、沈阳、通化、丹东、包头、洛阳、成都、徐州、南宁、乌鲁木齐等铁路分局共计十部局(分局)志篇目,自我感觉,这些篇目从总体上说,都反映了各局(分局)建局以来的真实历史情况,再现了铁路职工在运输生产等领域拼搏奉献的精神风貌.然细观其篇目之标题,又觉得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志书的整体质量.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俑坑之“三阵”

秦俑各坑布的是什么阵呢?一号俑坑可以是“方阵”布法,也可视之为“雁行之阵”;二号俑坑可说是“锥形之阵”的布法,也可以称之为“钩行之阵”. 古代兵法《六韬·虎韬》中尚有“三阵”之说.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阵、地阵、人阵,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阵.丘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阵.”武王曰:“善哉!”     

修志回眸

众所周知,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世代相传,已有2000余年。历代各朝均重视修志,其因皆在于志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亦继承与弘扬了我国“官志”、“官修”的优良传统。在当代,所谓“官志”、“官修”,就是当代人,在“官家”的主持下,组织一方有识     

志书的生命力在于翔实准确

志书是传世之作,这是国人公认的。但就其所载内容而言,则并非条条都能世代相传。于是,志书亦有优劣之分。一般地说,一部真正优秀的地方志,除其体例科学、特色明显、文字优美等因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内容翔实,记述准确”。也就是说,一部志书“翔实、准确”的成分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强。《地方志工作条例》之所以要求“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就是基于这个缘故。笔者在参加首轮修志工作中,对这方面体会尤深。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个探讨,当否,尚请修志同仁指正。     

谈地方志对区域历史的反映

区域历史是指人类活动的特定空间范围内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过程。如同历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这里谈及的区域历史仅指其狭义 ,即区域内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地方志对区域历史的反映历来就是志书记载区域情况的基础内容之一。新编地方志主要通过“大事记”纵向依时间顺序综合反映区域历史发展的主脉 ,再按志书横向分类追溯建置沿革及各业渊源和发展起伏情况的。从目前新疆出版的志书看 ,这方面确也存在一些问题 ,而有关于此的专题文章亦较少。本文拟就志书对区域历史反映的渊源、意义和存在的问题谈些看法 ,以为“抛砖引玉”之举。一探究方志的…     

志签应重视数据处理技术

在已经出版发行的志书和年鉴中,发现数据记述的处理存在着随意性,而志书和年鉴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处理技术水平的如何.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字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要使我们编纂的志书和年鉴成为“一方之信史”,成为“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数据处理技术的科学性与其运用数字关系极大.本文仅就小数和百分数应用时所出现的问题及如何正确运用略述拙见.     

续志附录编纂漫议

方志附录由来已久,伴中国地方志的萌芽而生,随方志的定型成熟而长,是方志事业客观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首创“附注”类目,既实录当时各郡县户口数量、山岳破降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设施和著名城邑乡聚、关塞亭障、名胜古迹等,还载辑刘向所言“域分”和朱赣所采“风俗”等。 宋代以后,随着志书数量不断增加,体例日臻完善,其内容逐步丰富,并朝着兼备百科和“一方之全史”方向发展,故门类剧增,卷帙日渐浩繁。在此情况下,不少修志者仍怕内容不全,留挂漏之讥,故对那些因少而不好成篇,或因奇而不易…     

道教对江西唐宋以来葬俗的影响

江西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属吴头楚尾地带,其俗多信巫尚鬼,好淫祀,此风一直沿续,“祈鬼之俗,习而未变”[1],“多尚黄好之教”[2]江西各府州略同：瑞州府“江汉之俗多尚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③建昌府“信鬼神,好淫把”。饶州府“其俗稍侈信巫鬼,下里尤甚”。神鬼信仰和巫师的活动,为道教在这里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唐宋以来,道教在江西广为传播,出现了许多道教“洞天福地”,如贵溪县的龙虎山、清江县的阁皂山、峡江县的玉筒山、新建县的西山等,龙虎山的上清宫、庐山的太平宫还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官观。由于道师装神弄鬼、符水治…     

节录的疏漏

《清史稿·彭绩传》: (彭)绩,字秋士,长洲人。品诣孤峻。乾隆末,穷而客死。无子,年四 十四。族子绍升曰:“人之吊先生者,悲其穷。吾独谓先生竹柏之性,有节有 文采,其英亦元结、孟郊之匹,未见其穷也。”有《秋士遗集》。其中“竹柏之性”以下文句,粗读似勉强可贯通文意,细玩则殊觉扞格不畅。尤其“其英亦……”一语则不知何所自来。查彭绍升《秋士先生墓志铭》,载:     

新方志语言略论

方志语言,前人即甚为重视。明代邢址在《嘉靖邵武府志后叙》中说:“志之失有三,莫大之罪在于失实,其次失体,其次失辞。简陋疏谬之失,不预焉。”实际上,是把不失实、不失体、不失辞作为志书的三项重要质量标准来看待。章学诚也强调:“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     

拓展综合性年鉴人物部类的探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要求综合性年鉴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拓展人物部类就是综合性年鉴在内容上创新的途径之一.一、重视人物部类记述是志类著作的共同特点.在各级志书中,人物志被称为“志中之志”.综合性年鉴在总体框架设计上也是“横排门类”,与志书相近,人物部类一般也单独成篇,处于引人注目的“殿后”位置.是综合性年鉴中不可缺少的、不易与其他部类合并的重要内容.     

乾隆查处的新疆重大贪污案例举

乾隆中期,国力雄厚。由于承平已久,腐败之风日盛,各种贪污受贿的案例屡屡发生在统治者都极为重视的吏治。中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冒赈事发,总督勒尔道获罪,一大批官员受咎,朝野震动。当时实行州县制的乌鲁木齐都统辖区（包括今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及精河、乌苏、沙湾等县）属陕甘总督节制,所以在四十六年九月,大学士阿桂、刚刚署理陕甘总督的李待尧上奏：“监粮捐例章程内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处,额收粮十万五,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收五万石”,甘肃捏冒已经直办,“乌鲁木齐等处,亦恐有挪移亏缺…     

续志拾遗补缺探研

对于本届修志的总结和评价,有的专家、学者指出：本届志书时间的大跨度和资料的缺乏,几乎成为对历史的抢救行为,而不是自觉的历史积累的结果,很有点临时拖怫脚的味道。在这样的志书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些历史时期是大段大段的空白,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粗糙的历史框架。对于这一观点,我亦很有同感。本届志书除记述方法的平面化、空套化、模式化之不足外,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漏,主要表现在：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过于粗略本届修志工作者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国家、民族、各行各业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应该说是有足够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