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意志史学与国际关系

19世纪的德意志史学内容与德意志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的变化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表明了德意志史学对德意志统一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布尔

在西方的史学史上尼布尔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1810年他在柏林大学开设了罗马史课程,并出版了三卷本的《罗马史》,将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古典学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史学思想、治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蒙森、兰克、萨维尼等历史学家,为19世纪德国史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促发了西方近代史学的兴起,其投身学术的热情也唤醒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精神。     

“兰普莱希特争论”初探

19世纪末,围绕着兰普莱希特著多卷本《德意志史》及其文化史观,德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不仅兰普莱希特本人身败名裂,他所倡导的史学革新也备受阻挠。兰普莱希特著作和理论的缺陷、他对兰克史学和政治的历史编纂的批判否定,是引发争论的最主要原因。而争论的"半途而废"和传统史学的重新巩固也与兰普莱希特的妥协让步有密切关系。兰普莱希特在争论中的明显失败,对于德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教训十分深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

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仍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升预测的质量,包括:运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动带来的变化,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著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并时刻准备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     

评西方学者的"萨摩亚问题"研究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学术界在萨摩亚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新的理论和方法的逐步采用使得对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60、70年代时达到高峰。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提供了对萨摩亚国际争端基本状况、与此相关的大国政策和大国关系的基本描述,而且还能让我们从中清晰地寻见20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理论的发展脉络。     

当代德国史学界国际关系史研究新趋势

近年来,德国史学界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研究内容不仅仅包括传统的外交关系,而且也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跨民族、跨文化的交往。虽然强调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只在小范围内得到贯彻,但是对外交官身边的人的研究、对正式外交关系建立之前的前外交活动的研究日益增多。以往有关国家关系研究主要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在,欧洲国家同欧洲以外的"异文化边缘共同体"的关系也被列入国际史学研究的日程表了。     

《皇帝编年史》中的帝国与教会——对中世纪盛期方言历史书写的考察

《皇帝编年史》作为12世纪中后期巴伐利亚地区以中古德语撰写的首部方言编年史,具有重要的史学史和文学史价值,也是德意志地区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12世纪中期兴盛起来的帝国理念贯穿了《皇帝编年史》的始终,形成了特殊的基督教道德与帝国意识形态教化的结合。《皇帝编年史》通过对教宗—皇帝之间合作的理想化描绘和对重大冲突的选择性忽略,以历史书写的方式建构出一种典范和谐的政教关系。这一调和论倾向既反映了该作品的具体历史语境,也体现了异于拉丁文历史作品的书写动机和书写意图。这部12世纪历史书写中的另类作品体现了强烈世俗化倾向,成为考察中世纪史学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演变的重要切入点。     

历史主义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学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对待历史的方法和态度,在西方可谓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历史哲学思想,它却是对19世纪盛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直接反动。在西方的学术界,历史主义又被划分为“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两大类型。所谓德意志类型的历史主义,就是指由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学说。     

《格尔达·勒纳与美国女性史学转型研究》

金利杰著,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格尔达·勒纳是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该书将其纳入美国女性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细致梳理了勒纳女性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美国女性史学两次转型的关系,女性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关系。     

史学与政治——美国“共识”史学初探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但人们往往从史学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出发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未免有些简单化。事实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涉及了史学理论的诸多问题。本文围绕“共识”史学探讨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史学理论中有关主观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预设了政治前提,其研究的对象也是在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史学与政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的认识,才会有利于我们的历史研究。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与其海权发展

19世纪后期,随着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在欧洲的实力与地位迅速提升,在前期俾斯麦作为首相的过程中,德意志还是谨慎的保持着"大陆政策",保持着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对德国不利的局面出现。但是到了后期,随着德意志国内国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俾斯麦被解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出台,德意志的国家战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扩张欲强烈,海权欲也极度膨胀,最终将德国送上了战争的轨道。本文旨在考察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即1871—1919年间德国的崛起与其海权发展间的关系,探讨德意志海权在迅速膨胀的过程中,为何仍没有带给国家繁荣与安全,却送入了战争最后被埋葬。     

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长期以来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急需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文化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理论可以帮助冷战史学者提出新问题、发现新领域、挖掘新材料和建立新解释。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冷战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冷战史的人文特性,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冷战史的新叙事。     

翦伯赞、黎澍对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反思

翦伯赞、黎澍对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反思孙延杰一、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曾苦苦纠缠着历史学家的心灵,构成了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的历史学长期以来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反思中,...     

试论西贝尔的史学观念

本文试图从史料批判、连续性原则和政治观念三方面来探讨德国历史学家西贝尔构建的历史—政治史学观念体系,同时说明这种史学观念不但植根于德意志文化之中,更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在这一体系中,西贝尔强调现实在认识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号召历史学家投身社会实践,在历史认识和生命实践之间的不断互动中,对历史进程进行不断的重新理解,由此而化解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知识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体现出历史学对于社会和个人的价值。     

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

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美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公共史学激发了一系列的辩论:史学的功能、史学的"公共性"、史学与公民建设以及公共史学与传统专业史学之间的关系等。这些辩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社会围绕历史解释权的归属而展开的政治冲突,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国专业史学界面临的多重"危机"。     

傅斯年与新史学派

傅斯年是我国近现代时期涌现出来的史学大师之一,对我国史学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众多名师大家均认为其史学思想受乾嘉学派、兰克史学等影响,却很少论及其与新史学派的关系。本文试从中外新史学派的兴起、新史学派对傅斯年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傅斯年与新史学派的关系。     

20世纪西方史学对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

兰克史学是19世纪西方史学的代表,被长期尊奉为西方史学的“样板”。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经历重大变迁,兰克史学的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在西方史学转型过程中,兰克史学既是当代西方史学学术批判的对象,也是学术继承的对象。文章系统考察了当代西方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认为兰克史学的一些合理思想和方法已融入当代西方史学,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变迁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而是在突破传统中继承传统。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述评

经史关系是解读传统史学意蕴的重要切人点,然而以往学界对于经史关系的研究,个案研究居多,缺乏对整个中国传统经史关系作出历时性的系统考察,更缺乏从史学思想角度论及经学对史学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令人欣喜的是,汪高鑫著《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已于201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这是一部系统研究经史关系的厚重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