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浅论福州八旗驻防“国语骑射”的保持

清代福州八旗驻防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立以后,面对远离自己统治中心的八旗军队,为防止本民族人民因自身优越的地位和在驻防地长期处于福州当地汉人的包围下丢失满族固有的骑射传统和语言文字,因而满清统治者在福州驻防内十分重视"国语骑射"的保持。     

哈密回王府重现异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哈密维吾尔首领额贝都拉摆脱准噶尔统治归顺清廷,翌年又因生擒准噶尔头目噶尔丹之子被封为“哈密回部札萨克一等达尔汗”（世袭亲王）,哈密按八旗编制定为镶红回旗。康熙三十七年（1698）,额贝都拉进京朝拜,康熙赏赐蟒袍、貂帽、金带等物。第二年返回时,特从北京请汉族工匠设计回王府。康熙四十年（1706）,回城和王府正式落成。     

清雍乾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考略

清康熙五十六年已经出现设置天津水师的动议,设立的目的和当时形势以及清军的布防有关。雍正三年八月,清廷在天津正式建立驻防八旗水师营,设立天津满洲水师营出自加强海上安全的目的,也是完善八旗制度之举,还有安排京师八旗生计的考量。探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天津满洲水师营的设立、军备与操练、城堡建设、军纪与管理、兵丁生计问题以及裁撤,有助于加强对清廷海上安全、八旗制度、京师八旗生计的处置,以及国家治理的认识。     

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

康熙朝黑龙江驻防八旗组建之初,一度曾有八牛录官兵驻于博尔德城。康熙三十一年,齐齐哈尔城两牛录达呼尔兵,受命移驻博尔德地方看守官仓。次年,因墨尔根城编练鸟枪兵,复有两牛录齐齐哈尔城达呼尔兵移驻博尔德。康熙三十三年,以喀尔喀蒙古贵族献纳的巴尔虎人丁编设的四牛录官兵,亦被派驻于该处。是年冬,清廷先后于博尔德派设满洲籍城守尉、防御等官,该处正式成为将军衙门辖下"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康熙四十年,为充实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城后极度空虚的墨尔根城兵力,博尔德八旗驻防撤销,所有八牛录官兵移归墨尔根。     

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

本文旨在研究清初汉军八旗的诸多疑难问题。认为努尔哈赤时期汉族官兵多是“随旗”行走,随旗汉人与旗人不应混淆。入旗汉人载体是包衣等内牛录,对16个外牛录提出质疑;认定六甲喇诞生于天聪朝,是旧汉兵组织。汉军旗诞生时间不是天聪五年,是天聪八年;汉军八旗及其牛录制度的完善化是崇德七年;“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归并”汉军旗,但当时未曾编组牛录。     

清初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编设及所属人等身份构成

包衣，源自女真部落时期贵族家内供役使之家人与奴仆。后金建立及八旗编设，使得包衣组织得以形成并分编包衣牛录及浑托和管理。入关之时，留驻盛京之包衣佐领内因存在正身旗人所属家人及奴仆，使得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于包衣参领外单独编设而盛京之浑托和下人等仍由京旗所属。包衣三佐领所属人等身份，以被俘旧汉人及关内移民为主。     

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

自康熙后期起,清廷将部分绿营官员、水手、船匠编入新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以弥补旗人缺乏水战技能的不足。编入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只是临时服役于旗营,在俸饷、升迁等方面遭到歧视与差别对待,实际地位相当低下。八旗水师设立后,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战技艺,水师的日常行动依赖于绿营官兵,但当局为缓解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仍急于将绿营官兵裁汰。由于八旗官兵坐食钱粮、训练废弛,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各支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战力低下的状态。     

辛亥革命与荆州驻防八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驻防八旗受到巨大冲击,随后,驻防旗人及其后裔走上了大转变的道路。驻防八旗以辛亥革命为转折点,地位和生活均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无论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还是民族史的角度,都是研究很不够的课题。本文仅对荆州驻防八旗的情况略作说明,希望有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 以八旗兵分驻全国务要冲地区,为清廷统治和控制各地的基本方略之一,至今民间尚传全国有四十八满城之说。湖北荆州府城设八旗驻防,始于康熙二十二年,然溯其原始,与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有关。荆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三藩之乱”起,其地位更加突出,时清军与藩兵以荆州为界,划江相对。三藩平定,乃有荆州驻防之设,“三孽既平,车书混—。荆州势处上游,滇黔巴蜀往来所必经,始定驻防之制”。 荆州驻防八旗,由满、蒙八旗组成。其额定兵数为四千,高时达五千余员。康熙五十七年,“共甲兵五千名”。后多次分拨兵员往成都、江宁,杭州等地,当地兵员缺额由余丁中挑选,补足四千之额数。后来,实际兵员,加上养育兵、余兵等项合计,“共七千二百二十八名”。其中,官员亦有定制,“康熙二十二年驻防原设将军一     

论清代内务府官学——以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为中心

康熙年间清廷首创景山官学,奠定了内务府初级教育的基石。自雍正年间咸安宫官学成立以后,内务府官学在原有初级教育之外,分化出了进修教育的功能;至乾隆初年,又逐渐向精英化教育演进。但总体而言,这种办学思路却没能使内务府官学成为人才济济之所。尽管如此,清代的内务府官学通过教化八旗中的优秀子弟,使他们淡化了旗籍观念,增强了对皇权统治思想的认同,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忠君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体现了清代八旗学校教育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清末咨议局中的旗籍议员

<正>在汉人(民籍)势力渐强的晚清社会,尤其是在清廷推动地方议会选举的时刻,汉人纷纷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成为各省议员,其政治力量不仅逐渐抬头,甚者更有取代地方督抚,进一步主导地方政局的趋势。过去的研究者,大都只注意到民籍汉人在清末宪政运动中的活动,却忽略了八旗士绅在宪政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咨议局中的旗籍议员。有关清末"咨议局"的议题,海峡两岸的学者虽然皆有不少研究论著,但是倘若从整体的研究成果来看仍有不足。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其探讨最多的是通论性质的叙述,以及某些与国家大事或特定民籍事务相关的事项。     

平南尚氏父子关系考辨

正一明朝灭亡之后,满洲贵族率领八旗铁骑浩荡入关,开启了重新统一中国的进程。在整个统一战争中,南部中国一直是反清复明势力的活跃舞台,清廷基于自身力量的不足,继承发展了自皇太极以后团结汉官的政策,决定在南部边疆实行藩镇体制,利用前明投降的汉人独立军团,稳固满洲贵族在南中国的统治。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相继被清廷派镇到云贵、广东、福建,形成所谓的三藩。三藩     

清代北京旗人推动住房市场化

清代“八旗制度”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实现了旗人社会的兵民合一.旗人的一切生活待遇,都在八旗制度下获得,住房也不例外. 清初,北京旗人的住房有一定之规,以现代标准看,就是科级官员住3间房,处级官员住4间房,司局级住7间房. 按官阶高低分配相应住房 旗人住宅的出现,与八旗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顺治入关后,八旗精锐集中驻守北京,朝廷为数十万进京的八旗兵民提供禄米、俸银、住宅、田产.经过“圈地”和对汉人的驱赶,清廷控制了北京内城和西北郊区的大片田宅,形成“满汉分城”的局面.     

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社会的传播进程探析

早在与后金(清)政权建立贡市关系之初,达斡尔氏族显贵即开始学说满语。康熙初布特哈打牲部落组建,通晓满语文成了达斡尔官员群体的必备技能。康熙中叶,在清廷满化政策推动下,满语文在黑龙江驻防八旗达斡尔军户中率先普及。受布特哈归隶黑龙江将军,继而被改组为呼伦贝尔、布特哈八旗影响,乾隆中叶满语普及到整个达斡尔族。晚清满语文在全国式微,但在达斡尔社会却依旧盛行。     

清朝八旗 谁是老大

正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行政与军事组织,出征时用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军旗以示区别,所以又称"八旗"。其中正黄旗、正红旗、正蓝旗、正白旗为纯色;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为正色镶红边;镶红旗为红色镶白边。起初只有八旗满洲,后来被征服的蒙古人、汉人编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但其核心还是八旗满洲。八旗制度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完备于     

康熙朝黑龙江八旗官学教育释疑

康熙三十四年八旗官学设立,并非是清代黑龙江地方文化教育的开端.此前,满语文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知识,在索伦、达呼尔等黑龙江原居部族中,就已有一定的传播.康熙朝黑龙江所设八旗官学,应包括位于墨尔根城的两所敕建官学,以及在瑷珲、齐齐哈尔、博尔德三城各有两所的地方自办官学,其各自的教育对象有明确的区分.初设时,唯有敕建官学的教师称“助教官”,由朝廷自京城或盛京选派,自办官学的教师只称“师傅”,从各城识字官兵中选任.康熙年间的黑龙江八旗官学,既教授满语文,也教授汉语文,且其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内地传统的儒家经史.康熙四十七年,黑龙江八旗官学曾一度因故停办,直至乾隆九年始行复设.     

乾隆年间编入察哈尔八旗之喀喇沁、浩齐特佐领考述

自察哈尔部被编入八旗系统,清廷不断增设佐领,多源部族形成的佐领导致察哈尔八旗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如喀喇沁、浩齐特等佐领。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等相关档案资料考察乾隆年间居住于察哈尔八旗游牧地的八旗蒙古喀喇沁、浩齐特佐领的动向,同时对清廷为解决八旗蒙古生计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予以探析。     

八旗诗论五评

清代诗坛的繁荣,有着八旗诗人的贡献。自清初至清末,八旗诗人不断涌现,总数可达数千人,处于乾隆朝的汉族大诗人袁枚就曾说:“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八旗诗歌的发展,促进了诗论的发展,研究清代诗歌及诗论,摒弃八旗诗人,就有残缺不全之憾。因此,加强对八旗诗论的研究,不但会促进对八旗诗歌的研究,也会促进对清代诗歌及诗论的研究,这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工作。 传统的中原文化对八旗文人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学习并采用汉族的文学形式进行写作,就是最有力的说明,而且许多八旗名家都出自汉族高士门下,既便所谓无师自通者,也是以汉魏六朝等诗为榜样的。诗既学汉人,当然也就不能完全脱离汉人的影响。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八旗诗人由于所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意识的背景以及个人的经历、地位、思想素质的条件同汉族文人不尽相同,使他们在学习继承的过程中坚持了一种批     

承袭与调适——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沿袭太仆寺建置,于顺治元年委官建署,但因明清军政体制相异,太仆寺不再管理前明兼掌之马政及相关钱粮。顺治七年,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太仆寺重掌马政相关钱粮,权势稍振。康熙二年,钱粮统归户部,太仆寺再度成为有秩无事的闲曹。这一时期,清廷内部新旧制度、满汉关系不断调整,太仆寺于康熙九年接管兵部大库口外马场,自此专营牧场,成为清朝八旗马政体系的一部分。清初太仆寺职权的演变反映了清朝入关后全面接触中原王朝体制、建立全国性政权时的承袭与调适。     

清初东北新满洲入旗研究

入关前后,清廷为了发展、壮大八旗集团,不断地吸纳新成员进入八旗系统,扩大统治基础.东北地区索伦、赫哲、达翰尔等少数民族,成为后金和清廷征抚的对象.当这批少数民族入旗之后,不仅扩大八旗组织,也使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根本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