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观

托洛茨基曾经在俄共(布)和联共(布)党内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要职,也是早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是《共产国际宣言》的起草者和报告人。后来,由于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里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无论在被开除出共产国际以前或以后,他总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自居,就欧洲各国和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言论。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从1919年3月6日正式成立到1943年5月15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存在廿四年零两个多月。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直接受它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整整经历了廿一年。我党的思想理论、政策策略的正确与错误,革命的前进与后退,和共产国际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对共产国际的评价是两头好,中间不好。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领导下的头一段,对中国革命来说,功绩是主要的,具体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的思想理论指导。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帮助,最根本的是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共产国际自第二次代表大会起,都讨论过中国革命问题。尤其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0年6月5日,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其中最基本的思想是要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全21卷)

正定价:1845.00元(全套)出版时间:2020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7)》第1一6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7)》第7-17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第18-21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中译本,根据俄文版翻译,全21卷。这套丛书是反映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大型文献资料丛书,共     

毛泽东同“远方”秘密交往实录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早年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交点

在1921-1927年间,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与共产国际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是一致的。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继承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关于农民问题的优秀经验并结合中国农民运动的现实不断摸索着中国特色的农民运动之路。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路线的变化

共产国际(1919—1943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产物,在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共产国际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犯过严重错误,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本身蒙受损失。不过,全面论述共产国际的历史和评价其二十四年的功过,并非本文的任务。 在有关世界现代史的著作中,人们不难发现:从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影响的历史考察

历史研究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我们应遵循历史主义的一般原则,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这一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明确联共(布)、共产国际、苏联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发展演变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全面客观地论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分析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发生失误和错误的原因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辨清是非,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偏颇

正上世纪20年代初,世界革命风起云涌,中国亦不例外,正处于大革命的前夜。中国革命引起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高度关注。然而共产国际(当时共产国际的实际领导者是苏共领导人)及苏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援,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的(金一南:《苦难辉煌》)。其时,苏联正处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为减轻压力,基于战略考虑,急需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作为盟友,多一道屏障。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在此前后,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秘密使者多人到中国活动,推动和帮助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些使者,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是魏金斯基,而对其他使者,则所知甚少,或者完全缺乏了解。今年4月,日本岩波书店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与共产国际为推进世界革命,摆脱苏俄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孤立境地,极力帮助东西方国家建立共产党。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即在苏俄建立,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意图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付出过巨大的努力。本文对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旅俄华人中的大量工作,以及与建党     

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

1919年3月,列宁缔造的共产国际一成立,便开始了在世界各国建立共产党的努力。在中国的建党活动是这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在述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并帮助他们组党的过程时,往往把1920年春维经斯基(G·Voitinsky)的使华作为开端,但实际上,此前共产国际就已经     

中共中央早期驻地的变迁

1921年至1927年,中共中央驻地曾几度变迁,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之间迁徙往还。从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档案来看,这种移动布局既是共产国际幕后决策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有着密切关联。1920年至1922年,从上海到北京,一度欲迁广州共产国际很早就把上海看做远东革命的中     

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回忆和研究文章认为,李德的真实身份是苏联情报人员,他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不是共产国际派遣的,而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邀请的。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李德到达中国后的身份是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人员。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的确是情报部门,但其对中国的工作性质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德是被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的,任务是整理中国苏区的军事报告,供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进行有关决策参考;并作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协助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指导中国苏区的军事行动。李德到中央苏区指导军事工作是经远东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的,不是应博古邀请而去的。     

论越飞关于孙中山、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研究 ,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形成第一次热潮。当时囿于资料的限制 ,对越飞关于孙中山、吴佩孚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未能涉及。随着近年俄罗斯保存的有关共产国际、俄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的陆续解密 ,一度消沉的这一研究课题又开始热起来。王新生先生的《从主张“孙吴联合”到主张国共合作》、杨建英先生的《共产国际、苏俄由联吴到联孙方针的转变》等论文(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 :《俄共秘档与中国革命史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年》) ,开始触及到越飞提出的这一政策问题 ,探讨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四大被误传的一幅照片

正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幕,9日移至莫斯科举行,12月5日闭幕。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中国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等参加了大会,后者还做了有关中国形势的报告。在查阅有关共产国际四大史料的时候,一幅照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幅照片收录于1964年印度孟买出版的英文版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共产国际只规定国际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路线、策略路线,一般地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组织上的事宜。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斗争中,既肯定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又对共产国际的决定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拒绝了某些错误指示,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一)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王炳南回国,到西安争取国民党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联合抗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与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取得了联系,争取与他们停战议和,联合抗日。12月12日,张、杨二将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中的开始阶段。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根源于十月革命后在苏俄成立了共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陈独秀的认识和处理

党史界对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研究成果颇多 ,但是 ,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关系怎样 ,一直未见披露和研究。本文根据新的档案资料 ,对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联共 (布 )对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的认识和处理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　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以摆脱第三党的纠缠192 6年秋 ,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并短期呼吸一下莫斯科的空气和调整一下情绪的请求。 192 7年 3月2 1日 ,维经斯基又一次提出让陈独秀尽快去…     

《中国论坛》述评

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于上海创办了革命刊物《中国论坛》,它涉及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史沫特莱、伊罗生及托派组织的多方面关系,过去学术界很少论及它。本文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并对其梳理,弄清该刊创办情况、出版内容、性质、停刊原因、复刊努力及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和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关于共产国际的组织性质问题

共产国际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国内一般的教科书或有关专著都认为它是一个国际性的联合组织,或称它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或说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也称“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各国共产党的一个联合组织”。但是,我认为这类说法不够准确,应改用更准确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