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清末民初湖北地方纸币

湖北省水陆通衢,商贾云集,自古商品流通发达。清末民初曾屡次发行本省纸币,以满足市场之需。笔者集有该省清末官钱局铜元壹百枚票和民初省银行壹角票各一张,兹简介如下。     

从南怀谦摄影集看清末民初陕南天主教的发展

一百年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南怀谦用他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真实的影像.透过南怀谦的镜头,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直观地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20世纪初天主教在陕西南部的发展状况,这对了解与分析印证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清末民初的广东警察

清末民初,是广东治安最为复杂的时期,也是广东近代警察的草创时期,在广东警察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前人有关广东警察的述论多为当事人的回忆,因年代久远,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时人的回忆及当时报刊的记载,对此时期的广东警察历史作一粗浅的论述。     

清末民初的奇台晋商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奇台的八大商帮中,以晋帮的实力最为雄厚。晋商每年来往奇台-归化之间。除了商品零售和批发业外,晋商还经营烧锅、皮房、酱园、醋铺等业务。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晋商传统的经营方式落后于时代潮流,从此,晋商在奇台渐次衰落下去。     

清末民初的新疆养济院

清乾隆年间,养济院在新疆设置。至民国初年,养济院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建立起了相对严格的管理制度,为解决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的生存及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受当时条件的影响和限制,新疆养济院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     

清末民初的世界史演义初探

演义体的史学作品作为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下层民众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末以降殆至民初,演义体的史学作品杂然纷陈,其中世界史演义的出现尤为醒目,演义域外新知,启迪下层民众,激发爱国热忱,成为世界史演义作者共同的创作意图。大量世界史演义作品的出现,既是此时期历史演义创作中的重要现象,也成为此时期的演义体史学一个重要特点。     

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清末明初黑龙江省内图书馆创办的现状,总结了黑龙江省内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服务项目、经费运作及规章制度等,探讨了清末民初黑龙江省图书馆建设的历史意义。     

清末民初晋商衰败的原因

清末民初,曾经辉煌的晋商走向衰败,从客观原因来说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内乱外患、封建政府肆意压榨、近代交通贸易路线改变而失去地理优势等因素。从主观原因来说是官商结合造成对封建政府的过分依赖、"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藏、奢侈消费、墨守陈规、思想保守等重要因素。     

清末民初贵州女性职业的兴起

清末民初贵州女性职业兴起,一批中心城市的妇女主要集中在教师、医疗行业进行工作;而一些农村妇女迫于生计的压力,从事于女工、保姆、佣人等行业。由于贵州交通闭塞,对外交流困难,妇女参与到新兴职业中的人数较少。即便如此,女性职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使贵州女性获得了经济解放。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清初河南修志述论

清初修志是国家重要的文治工程和重建措施。顺治、康熙年间河南修志对清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从清初河南所修的地方志来看,修志活动及时保存了乡邦文献,修志理论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历史上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伴随着厦门近代城市的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厦门及其附近的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为1.28亿元人民币(建国初价格),约占同期华侨在福建投资的92%。华侨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约占总投资额的46%,其他投资领域依次为工业、商业、交通业、农矿业和金融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符合当时厦门作为归侨、侨眷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各种需求,对厦门现代城市规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厦门近代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

晚清乡土志的编纂是中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它的繁荣发展,与清末新式教材需求增加的推动、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的关联。追溯与考察晚清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和特征,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     

略论晚清东北乡约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乡约具有发展迅速、普及面广、组织形式相对比较单纯、官役化色彩比较浓和衰落得比较快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晚清东北乡约带有新兴垦区烙印的组织形式和突出的行政管理职能,说明它与关内乡约明显不同,而其旋兴旋废则说明,放弃乡约的教化和自治传统而一味强化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乡约实践是失败的.     

晚清教会医院慈善医疗演变述论

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是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教会医院的慈善医疗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世纪30—60年代,教会医院作为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从一开始即进行免费的慈善医疗,其经费依赖于外国,医学传教士是慈善医疗的主体。19世纪70—90年代,有的教会医院继续实行免费的慈善医疗,有的教会医院在收费制度下进行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中国人对教会医院的资助开始增加,一些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0世纪初,实行收费制度是教会医院的通行办法,教会医院在此情况下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慈善医疗,来自中国的经费日益增加,中国人在慈善医疗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上述变化不仅是教会医院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对其态度变化的结果。     

官商关系与清末民初湖北纱布丝麻四局承租权的流转

清末民初,以官办企业的衰败为动因,以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革新为契机,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个官局实行了招商承租.四局承租权随后在多个民营企业依仗当政官僚的庇护争相角逐下辗转易手,四局承租权的流转历程,既是几个民营企业凭借官商私谊及其背后的官权保护依次争得"官业"承租权,进而快速孵化、诞生、成长的过程,也是这些民营企业一个个在官商私谊与官权干预侵害下丧失"官业"承租权,进而相继解散的过程.四局在此期间生产管理和经营绩效均取得一定进展,但最终还是在承租权为当政官僚所左右的频频转移中走向了没落.四局招商承租举措由此在实施过程中与政府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初衷发生背离.     

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特点

清末民初 ,新疆传统的伯克制度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而乡约以其灵活的组织形式和日益强化的综合管理职能等长处 ,适应了当地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 ,从而在新疆得到普遍推广。伴随着新疆乡约综合管理职能的强化 ,出现了乡约与官吏勾结 ,乡约养廉地渐被变卖 ,乡约设置过滥且多为当地头人把持等问题 ,故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危害极其严重。     

民国徽州方志编纂中的创新与守旧

民国是中国封建帝制进入近代宪政的时期,帝制时期的志书体例,从内容到形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因此,对志书的内容和体例进行创新变革非常必要。民国时期,徽州六县都普遍开展了修志,成稿并出版的有歙县、婺源、黟县三县,未成稿或部分完成的有绩溪、休宁、祁门三县。民国时期徽州方志编纂的实践,充满了创新与守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已出版的志书,都是遵循旧志体例,而未完成编纂出版的志书却都充满了创新意识,这也证明循例容易,创新难。     

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梁士诒

清末科举出身的梁士诒 ,受维新思想启发 ,积极吸收“实用之学” ,在兴办实业、筹款修建铁路、革新铁路管理方面具有较多建树。并由此奠定了他在财界的基础。民国初年 ,梁为袁世凯所重用 ,其行政权力仅次于袁 ,政治生涯达到峰巅 ,由于积极拥戴袁世凯称帝 ,因而遭到世人的谴责 ,被迫避罪逃亡。日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 ,一度登上国务总理宝座 ,出现了短暂的“辉煌” ,最终在军阀混战中下野 ,亦无法避免其悲剧式国务总理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