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扬州城市人口结构的变迁与城市现代化

清末明初沿海沿江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根据台湾历史学家李国祁的研究,上海1828至1934年间人口增长的高峰是1910年至1930年,其增长率为49.97％。无疑,在这类城市中,由移民带来的人口迅速增长使得这类城市人口高度城市化,并由此引发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不过,扬州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近代扬州城市人口的变迁 清朝初年,扬州经过“屠城十日”的浩劫,城市人口锐减。清王朝统治稳定后,人口增长较快,至嘉     

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

本文系统考察近代外国人测绘长江上游航道的历史轨迹,认为以西方测绘技术为参照的现代航道图标准的确立,不仅是对晚清以来川江行轮兴起的地图表达,更意味着长江上游航道知识体系的"现代性"建构。同时,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借助各国政府、海军与近代中国海关洋员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逐渐成为西方对华"空间控制"的有力工具,通过生产符合其商业利益与殖民扩张的"普遍性知识",进而达到对传统长江上游水道舆图"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解码。     

近代英国城市群落与城市发展定位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 ,近代英国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扩大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 ,并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较大的城市群落。群落内各个城市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和传统优势创造自己的特色 ,体现了城市专业化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它不仅避免了各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和恶性竞争 ,而且能够相互配合 ,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取长补短 ,使城市群落发展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系 ,取得整体大于局部相加总和的效应。     

试论近代长江下游城市经济功能结构的变迁

近代长江下游城市功能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其中,城市经济功能的近代化是决定性的,并具体表现为生产加工、商品贸易、金融控制等方面,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轻工业城市群、商业市场网络体系及区域金融市场体系.长江下游地区因此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

本文系统研究了近代日本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历程和影响,认为在清末的19世纪后半期,日本对长江上游的了解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清末的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本文以山川早水《巴蜀》、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支那开港场志》、上海日本商人协会《中部支那经济调查》、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等主要踏察调查著述为研究中心,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30年间,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不仅远远强于当时的西方列强,也在许多地方比我们自己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更详明深入,值得我们反思。从抗日战争前半个世纪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来看,与抗日战争间日本的长江上游的踏察资料整理一脉相承,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潜在意识的发展脉络。透过近代日本人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材料我们发现,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国侵略中国而称雄亚洲背景下进行,了解中国而侵略中国的意识十分明显。透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可看出,当时日本比西方列强在对长江上游的影响方面更直接,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更大,而西方传教士则对长江上游民间社会的影响更深入。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踏察调查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近代天津城市史散论

在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在渤海之滨,一座新兴的北方贸易大港和工商业中心城市于百余年前脱颖而出。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天津。     

中产阶级与近代英国城市郊区扩展

在18—19世纪城市化进程中,英国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到19世纪中叶基本形成。为逃避市区的环境污染,寻求个人生活的私密性,拥有一定经济收入的英国中产阶级不断向郊区迁移,使英国城市区域向郊外蔓延。他们在郊区租住相对宽敞、篱笆相隔、绿树荫窗的独立或半独立式住宅,"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成为事实。这充分体现了英国社会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义特征,反映了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工作场所与家庭的分离。     

近代广西城市发展对周边农村经济结构的影响

中法战争后,广西龙州、梧州、南宁先后开放。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始,近代广西城市发展也拉开了序幕,客观上使广西部分城市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出现了城市近代化发展的迹象,城市的发展呈辐射状地影响到周边农村广大地区,引起了周边农村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结构、技术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变化。     

前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市场结构与市场导向的商业化

市场和商业化是中国和英格兰等许多前工业社会的常见现象 ,但在中国 ,农村市场结构和自给型商业化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转变为城市市场结构和市场导向的商业化。市场结构的性质对两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商业化的发展路径 ,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体制性角色     

从广告透视桂林与东南沿海开埠城市近代房地产市场发育之异同

本文主要以有关近代房地产广告史料为实证,透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处于内地的桂林与东南沿海开埠城市近代房地产市场的异同。认为,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内陆地区的桂林房地产市场也日趋升温,并开始具备一些东南沿海开埠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特点。     

近代市制与广州城市治安管理的近代化

社会治安问题是每个为政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对广州市来说是一个由"乱"走向"治"的特殊时期。其时战事频仍、兵连祸结、给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搞好社会治安,当时的市政府和治安当局高度重视,因时制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从机构设置、颁布法律法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初步构建起新型的、积极有效的近代化城市治安防控体系,最终使广州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加速了广州的城市近代化进程。     

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

至14世纪初,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若干最大的城市,可被称为当时最为城市化的社会。这些城市并不享有也不寻求政治"自治",但它们在大一统的政治构架中实际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间。明清时代的中国城市延续着这些方面发展。随着市镇的扩散和增加,乡村商业化迅速发展,推动着城市化的持续进行,但城市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的低端。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到国内长途贸易的活动之中,由此形成了帝国内部的侨居人口。这些人口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为城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结构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私有和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种与帝国政府相疏离的感觉。     

近代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

近代中国农民离村现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衰退;其次,造咸畸形城市;再次,构成中国近代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中国近代农民离村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发生的。如果说西方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农民离村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阵痛,那么,近代中国则不是不吞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中农民离村的苦涩。     

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一些思考,对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近代重庆发展的原因与特点等方面的问题作过一些探索,有一些初步看法。现将这些思考与看法提出,谨向读者们求教。     

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

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结构上可以分成农村集市、乡镇市场和城市市场三种贸易体系。农村集市是整个市场体系的最基本的层次。乡镇市场上连城市,下通集市,成为城乡商品交流的桥梁,处于中级市场的地位。①城市是现代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信息中心,拥有十分完备的全方位市场...     

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

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会处的甘肃、宁夏、青海是一个农业、牧业和农牧交错的地区,又是一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由于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农村市场的构成也不同,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以集市贸易为主,而以牧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则利用寺院会集进行贸易,庙会、花儿会作为农村市场的补充形式而存在。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晚清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以及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造成人口锐减,农村经济凋敝,农民日益贫困,购买力低下,农村市场衰退。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导致了西北农村市场畸形发展,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这些现象直到解放前夕也没有多大改观。     

近代海州城市中心的转移与发展困境

<正>今连云港地区清末属海州直隶州,1912年废州设县,析海州直隶州为东海、灌云二县。但在1961年新海连市正式更名为连云港市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海州都是连云港的代称。近代海州城市中心随着地理环境、交通方式和城市发展主导力量的改变,实现了从海州城到新浦的转移。工商业的兴起使新浦繁荣一时,但近代海州终因重重局限性而陷入了发展困境。     

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

福建南部（即闽南）为我国重点侨乡。据不完全统计,在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有百余万闽南人经由闽南对外交通口岸厦门移居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形成数量可观的海外闽南华侨。这对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曾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此,本文拟详加申论。一闽南华侨出入D岸的形成与近代医门的航运业厦门素来被视为中国沿海最好的港口之一。①早在17世纪后期,厦门“港中舢萨罗列,多至万计”,②已发展成中国东南沿海贸易中心,成为福建南部对外交通之门户。故时人有诗赞美厦门云：“分抱东南接大荒,八闽门户此雄疆。”③鸦片战争后,…     

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

1933年以前的20年里,国内农副产品的年贸易额达数十亿元,这些款项主要依赖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由于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上市时间不一,各地形成了在同一时期松紧不一的“金融季节”,上海作为当时金融业的总枢纽,常年处于高效的运营之中,通过汉口、天津、香港等分中心,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金字塔形的金融网络,把资金从相对宽裕的地区调到比较紧张的地区,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在钱业市场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传统的钱庄,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农副产品贸易商,向其发放大量的信用贷款,另一方面,它又连接着新式银行,当其资金短缺时,向银行大量拆借,与银行形成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