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军研究如何深入

<正>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包括日伪军研究,出现飞跃式发展的大好局面,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其中,有几个代表性时间节点值得注意。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及《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大大加强了抗日战争研究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学会召开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会议,研究成果也有了自己专门的发表阵地,“一会一刊,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大踏步前进”。⁽(1))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是受我国外交部委托协助日本日中友好会馆开展中日历史研究的中方窗口单位,中心每年通过媒体发布年度《课题指南》,面向全国征集有关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课题,已经资助课题近百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出版学术著作近50册。     

做什么,怎么做?——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为什么要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 为什么要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我们讲得很明白,是要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促进我国抗战史研究的繁荣,提高它的科学水平。七七事变50周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杨尚昆、胡乔木、胡绳等诸位同志分别写了文章。我也写过一点东西。那本书和其他论著中讲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抗日战争需要研究的理由,基本上也就是成立抗日战争史学会的理由。抗日战争需要研究,但是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学会来办这件事呢?这是一个问题,应当说一说。     

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述略

西康省通志馆是20世纪40年代西康省为编纂《西康通志稿》成立的修志机构。它的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对修志事业的重视、西康建省的推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康所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西康省通志馆从1940年开始筹备,1943年在雅安成立,1948年解散。在其存在的9年中,围绕《西康通志稿》的编纂开展了大量工作。西康省通志馆的成立及其修志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康藏地方史的研究。     

三十而立 未来可期

1991年1月23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抗日战争为研究对象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建立的目的,学会第一任会长刘大年先生说得很明白,“是要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促进我国抗战史研究的繁荣.提高它的科学水平.”学会成立以来,一直像刘大年先生所希望的那样,“不务虚名,多干实事”,踏踏实实,默默努力,为推动抗日战争的深入研究进行组织和协调工作.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被纳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畴,被包置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之中,而不是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研究,因此难免带有局限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史研究才开始向着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     

中国大陆地区抗日战争史料出版综述(1949—2021)

<正>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史料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抗日战争史研究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抗日战争史料的出版情况大体上与此历程相契合。经过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抗日战争史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且已形成独立的分支学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地区抗战史料的出版轨迹和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既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学界同仁,特别是青年学者把握学术动态,     

民国通志馆述略

民国通志馆创建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经历了抗日战争前的兴盛、抗日战争时的中辍和抗日战争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形成了政府主持创办、学者参与纂修、社会多方互动的修志格局,不仅编纂了一批高水平的通志,而且推动了全国市、县志书的纂修。研究民国通志馆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方志机构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召开

<正>2010年7月28日,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在抗战馆召开。会议选举了研究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理事,通过了研究会章程。王新华当选为研究会会长。王新华发言指出: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成立的目的,就在于推动北京地区的学者的研究与交流活动,促进北京     

烽火岁月的锤炼 民族精神的彰显——吕梁与中国抗日战争

在20世纪30、40年代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山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战略支点,对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吕梁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展开之地、根据地核心之地、人民革命战争浴火之地。     

回顾与前瞻:抗日战争研究三十年

1991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宣告成立.同年9月,《抗日战争研究》正式创刊.专业学会的成立和专业刊物的面世,标志着抗日战争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虽无精确的数字统计,但若说它是近代史各时段中研究队伍最为浩大、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段,相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三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还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了社会的认知.     

Recalling the War in China： The Dahoufang Project in Chongqing and the Restoration of a Legacy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rare inside view of a unique project currently underway in China to study and preserve the memory of possibly the single most seminal event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45）. The article introduces a multi-faceted program to preserve the wartime cultural heritage; the work is ongoing in the thriving western metropolis of Chongqing, once China＇s bomb-torn wartime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Allied command center. It describes how, seven decades after World War II, scholars, cultural workers, government experts, and artists in China are joining hands in an unprecedented, all-encompassing project to record, restore, and recount the extraordinary legac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in its local, as well as national and global contexts.     

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与中国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历次会战态势的变化,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制定并调整了对日作战方针,检讨了各次会战,策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从中反映出蒋介石对形势的估计、对敌我双方军队的认识等,比较能够符合实情,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总体上讲,蒋介石的话是“耳边风”,一吹就过,对国民党军队的劣根性改造无济于事。     

抗战期间中加军事关系评析

当中国开始抗击日本侵略之际,加拿大推行绥靖政策,同时采取一定的战备措施。直到抗战初期,中加两国关系处于低层次水平上。加拿大参战之后,随着中加公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亦得到确立。加方对国民党军队的评价不高,但坚持军事合作,向中国提供对日作战的情报和作战物资援助。中加军事关系与政治关系密切相关,其发展相互对应;军事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是加拿大向中国提供军援;欧德澜的个人作用相当突出;但中加军事合作的影响较为有限。     

论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湖南发生了两件大事:湘西会战和芷江受降。这两件大事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足以彪炳史册。     

大道丹青无悔 抗战岁月里的杭州艺专师生

正设在杭州西子湖畔、曾经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荣膺全国艺术院校之最的国立杭州艺专,一代艺术大师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潘天授(寿)、雷圭元、王子云、滕固、傅雷、常书鸿、庞薰栗、吕凤子、刘开渠、董希文等,与李霖灿、刘宝森、闵希文、雷震、赵春翔、邹道龙、姚继勋、卢是、许用保等一批师生一起,经历了抗战、流徙,他们参与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是中国西北内陆文物古迹史上浓重的一笔。六十年之后,我们再一次重温当年艺专俊杰的坎坷经历与卓越贡献,并真诚纪念那个滞重、勃发的不朽年代。     

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

近代国立大学教师的聘任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且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政府对大学教师的聘任进行了制度规范,国立大学在实际操作时也有相应的政策,或规定或按照对学术成果的判定来鉴别受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但政府制度运作和大学实际操作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     

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在西南大后方的投资

抗战时期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政府的吸引和爱国热情的激发之下,东南亚广大华侨积极回国投资支援大后方建设,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对东南亚华侨在"大后方"投资的情况作了基本概述,对其投资的原因以及侨资企业的最后走向作了简单地探析,最后总结了其对"大后方"投资的意义。     

顾彭年:文学研究会中的半个贵州作家——兼及其他贵州籍会员

中国现代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曾有四个贵州籍会员:谢六逸、蹇先艾、李君毅、杨敬慈。前两位广为人知,而后两位知道的人较少。除此之外,还有一位顾彭年,他也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抗战爆发后即移居贵州,是贵州著名作家、学者顾汶光、顾朴光的父亲,故可算半个贵州作家。顾彭年早年的文学成就一是白话新诗创作,一是文学翻译,三是文学研究。他与茅盾、郑振铎等有过交往,同时还是我国城市市政建设理论早期的开拓者。     

八十年来中共纪念话语中的白求恩形象

全面抗战时期,加拿大援华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因给伤员做手术时感染,牺牲于晋察冀边区。为感念其卓越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其纪念主旨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八十年来,白求恩形象大致围绕团结抗战、恢复建设、形塑新人以及现代外交等主题展开。从抗战时期传衍至今,白求恩形象经历了由初设到深化再到普及的过程,彰显出中共对时代变迁的深刻体察和灵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