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前夕新旧军的斗争

“晋西事变”发生在1939年12月12日,所以,人们又称其为“十二月事变”。这是阎锡山一手策划的进攻牺盟和新军抗日力量,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其与日军勾结的反共阴谋的大暴露。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江防舰队

20世纪30年代初,口本加快了侵华的步伐。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直至1937年的“七七”事变,终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在此期间,最早与侵华日军遭遇的中国海军是东北江防舰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华北移民动态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日伪对我华北移民出关采取了限制的措施,这使出关移民大减。更为主要的是,它使20年代以来的移民运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的战争轨道,不能自由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呈现出与事变前不同的特点。“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     

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性质分析

1912年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时人或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都存在着分歧。在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分析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性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事变”中的地方民军

在外患严重,民族危亡时刻,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带领19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蒋民主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福建事变”从酝酿策划到失败,为时极短,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仅两个月,昙花一现,瞬间凋零,成为现代史的一幕悲剧。究其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有一点却为人所忽略,即民军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9路军对福建民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剿灭”到“招抚”的转变,后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是造成“闽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挚友李新俊先生回国观光前后

李新俊,字柏林,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北伐时曾在叶剑英麾下工作,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参加救亡运动,担任防空学校政训处长。当时国事日非,外患日逼,他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早有反感。“福建事变”后,蒋又莫须有地将其兄李安定(黄埔一期学生)秘密杀害,国仇家恨,迫使新俊外出香港,与我同去晋见李济深先生(尊称任公),聆听教示。1936年“两广事变”,新俊与我联络了百余名黄埔同学签名,于6月27日发表忠告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公开信和揭露蒋罪行的告国人书,被蒋系特务追杀。     

解方将军和"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将军兵谏蒋介石,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临如此重大变故,国内局势没有发生大乱,除有周恩来积极调停,使双方达成协议外,还有一个“兰州事变”,才避免兰州和全国出现混乱局面,可“兰州事变”和在“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解方将军却是鲜为人知。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的借口。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沈阳东北方向一声巨响,几个日本军人将南满铁路二米长的一根钢轨炸断了,随后枪杀几个中国乞丐,给他们换上中国士兵军装。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     

毛泽东处理“富田事变”的教训

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所发生的“富田事变”与毛泽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事变后毛泽东对其本人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不断反思并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他不断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处理解决党内矛盾的思想根源,最终形成了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闽变"时蒋介石坐镇浦城建瓯指挥时间考

1933年发生的“闽变”（又称“福建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民国史上一件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近年来,国内（大陆）史学界对于“闽变”的探讨研究,已有不少进展,发表了若干论和回忆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一些研究蒋介石生平和民国史的论中,在提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大多指出了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由江西南昌前往闽北重地建瓯坐镇指挥这一重要史实。而对于蒋介石在此之前,也曾坐镇闽北的另一重镇浦城指挥军事的重要事实,有的是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只字未提。前如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李勇等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均写道：“（1933年）12月25日,（蒋介石）飞抵蒲[浦]城,指挥讨闽军事”。     

中国抗战第一仗——江桥保卫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的全面抗战两个阶段。江桥保卫战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局部抗战时期发生的一场十分重要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在当时国民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敌我力量悬殊、后援无继的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打响的抗日第一枪。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我们不仅应当记住“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我国全面抗战的纪念日,而且不应当忘记,黑龙江省的嫩江“江桥保卫战”是我国抵抗日寇侵略战争的第一仗。1931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     

也谈“攘外必先安内”

"攘外必先安内"是近代统治者面对列强入侵时采取的一贯政策,尤以"9·18"事变到西安事变期间的蒋介石表现最为明显。近闻有学者评论这一政策是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和不得已。鉴于此,本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这一政策略作分析,看实情是否如此?     

初奔革命

父兄牺牲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机轰炸了位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的“川至”中学,学校被迫停课,人心惶惶。眼看读书无望,我和几个同学相约步行回到家乡五台县北高洪口村,村里的抗日救亡活动已如火如荼。我哥哥杨尊德在五台县牺盟会和中共五台县第二     

《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会”——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期刊介绍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我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广大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要求抗日,一些爱国学者也加     

贵州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文艺大军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向宛平守军开火,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我二十九军予以坚决还击,吹响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战斗号角。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我国的美好河山。铁蹄踏过,血流成河;山河破碎,大地呜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七七”事件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抗日,一场收复失地,打击侵略者的全民抗战,在神州大地展开。     

欧美大国和华侨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

今年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70周年。本刊特发此,以告世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苏联援华抗日政策评析

中国的抗日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八一五”结束,长达14年之久,在中国人民旷日持久的抗战中,北方的近邻苏联是中国抗战的有力盟友,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实际需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在道义、人力、物力上给予中国大力援助。纵观苏联援华抗日政策的始终,苏联的援华是以服从于苏联本国利益作为基点的,无不蒙上一层“民族利己主义”的阴影,在援华的同时,又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国革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