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晋书·载记》

(一)“载记”和“世家”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130卷,叙述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公元265——420年)的两晋历史。其中“载记”30卷,专门叙述与两晋约略同时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北中国建立的割据政权的史实。“载记”这一名称,最早出自班固之手。《后汉书·班固传》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新市、平林首领刘玄、西南割据者公孙述等,都曾在东、西汉交替之际建号称帝;东汉统治者既以汉王朝正统自居,于是在撰写历史时别创一目,用“载记”来叙述这些他们认为是“僭伪”的人物,以区别于“列传”。嗣后,《东观汉记》就正式在“载记”例目之下叙述平林、下江事迹(刘知几:《史通》“题目”篇。今按,《东观汉记》自唐以来失传。后之传本乃清人辑自《永乐大典》等书,其中置刘玄以下     

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

现存史料中看到的十六国,是经过历史书写的层层润饰和过滤之后的"史相"。崔鸿以著有国史为选择标准编纂《十六国春秋》,注定入选的都是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华夏帝国政治文化的政权。而十六国的国史撰述本身,已经通过种种手法塑造其君主和政权的华夏正统形象,比如它们将君主塑造成华夏文化素养深厚,且生而具有华夏圣王的种种神异和奇表的人物;又通过"模式化叙述",巧妙地将十六国历史与汉魏历史融合为一。这些史书呈现出的十六国的"史相",既是与史实有别的假象,也折射出十六国政权积极利用华夏历史资源来实现自我华夏化的真实努力。     

后秦“岭北”考

后秦“岭北”考吴宏歧十六国姚氏后秦时期,“岭北”一词屡见于史册,《晋书·姚兴载记》、《赫连勃勃载记》皆六见,《姚苌载记》三见,《姚泓载记》二见,而《乞伏乾归载记》亦一见,说明其地位的非常重要。“岭北”是何等级别的政区？其具体范围如何？辖有那些州郡？清...     

《晋书》的评价与研究

本文在揭示唐修《晋书》的真正原因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基础上 ,指出《晋书》的五条史学价值和三条不足之处。历代对《晋书》的研究 ,清代为校勘、正误和补表、志的开创时期。民国为《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以及补表、志的最后完成时期。新中国为《晋书》校勘、注释和研究的集大成时期。史家在深入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时 ,对《晋书》所载各类史实典制作了进一步的厘清 ,并对《晋书》的整体性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

论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史念海史先智十六国时期长安城中分有小城,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又另有小城、子城和皇城。小城的记载始见于《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记》。《载记》说：（晋穆帝永和）十年（３５４）,（桓）温率众四万趋长安。……健遣其...     

《十六国春秋》《晋书·载记》对读记

大凡钻研“五胡十六国”一段史事,或者说,大凡要料理中国四、五世纪历史的同志们,都不可避开地要以《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作为主要的史料书来对待。当然,在这两种基本史料书之外,也还有一些溢出的资料,例如《资冶通鉴》就又补入了不少。但无论如何,这两     

慕容魔时期“谋主”黄泓籍贯考

通过将《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与《晋书·黄泓传》、《晋书·慕容魔载记》、《资治通鉴》卷88建兴元年（313）条相关史料对勘,作者认为《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魔》中记载的“卢江黄泓”与《晋书·黄泓传》中的“字始长,魏郡斥丘人也”的“黄泓”应当是同一个人,在黄泓入燕之前的籍贯应为“魏郡斥丘”,属司州。此人归附慕容魔之后,是先为“谋主”,后为“参军事”。     

从《世说新语》与《晋书》对东晋道佛二教的不同书写论曲笔

《晋书》与《世说新语》是研究东晋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东晋道佛二教并盛,而《晋书》与《世说新语》各有侧重。《世说新语》崇佛抑道,《晋书》崇道抑佛,其直接原因在于其书写者心目中二教有优劣之分。其淡化或湮没的一方,可以命名为"第二教"。这是另一种"曲笔"。这种现象存在的深层背景在于传统书写中独立的史料意识的缺失,而独立的史料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首重之事。正视第二教缺席的现象,也能给历史研究诸多有益的启示。     

《张飞立马铭》真伪考辨

《张飞立马铭》在三国历史和汉魏书法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其真伪却众说纷纭。本文从《张飞立马铭》的源流、内容及书法等方面加以考辨,认定其为伪刻。     

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料探源

《十六国春秋》为北魏崔鸿所撰.史载他“式缵世业,古学克明,在新必镜,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因之他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达到了“近代之事最为备悉”.虽然原书已佚,今天看不到书的全貌,但从保存在其它书中的佚文,仍可看出是一部鸿篇巨帙.尤其是对汉族统治者出于民族偏见而认为的“五胡乱华”,他却敢于为其立史,并且坚持实录精神,不怕触犯北魏统治集团之讳,表现出其卓越的史才与史识.但也正因为如此,书成后“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魏书·崔光传》附传),长期不敢公诸于世.即使传世后,也不被列入正史,其本应有的史学地位反被远逊于它的《晋书·载记》所取代,进而逐渐散佚.     

《吴越春秋》说略

《吴越春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古代史学著作。是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体例和历史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对于了解春秋时吴、越争霸历史,增长人们有关历史知识,从历史中吸取智慧是很有用的。作为汉代史著能流传到现在,这个事实本身似乎也可以说明它确有其存在价值。     

《春秋》“天子之事”发微

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一说法对探讨先秦中国学术发展意义重大。西周时期的王官之中,史官至关重要,甚至被称为"天子之左右手",史官所记录的"史记旧闻"则是孟子所谓"天子之事"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社会,史官的职责及其命运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王命不行"的背景下,孔子作《春秋》,他是以布衣身份代史官行"天子之事",这标志着由史官到史家的转变。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

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所著《史学通论》,是一部广征博引西方诸家之说,同时又有自己识断的;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较为系统的新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准确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     

论《三国史记》的编撰方法、历史观及史学思想

《三国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借鉴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撰体例和原则,体现曲编年体和纪传体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编写特点;在历史观上,《三国史记》不仅体现出中国古代史籍中所具有的正统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尊儒崇礼、重民观念等史学思想,还体现了它以中原王朝为正统的史观。     

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自然环境及自然环境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起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东汉末年以来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全球性寒冷干燥期的出现,我国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于是纷纷南迁,起着西晋统治集团内乱之际,夺取了政权。     

The politics of time during the Napoleonic Consulate, 1799–1804

ABSTRACT

The French Revolution generated an acceleration of political time that disrupted old assumptions about the legitimacy and durability of political authority. Following the coup of 18 Brumaire, Napoleon and his counsellors had to confront the challenge of erecting a legitimate regime that would endure in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where regimes that endured very often appeared illegitimat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French Consulate (1799–1804) sought to manage revolutionary time by practising a politics of temporal dilation. The embryonic institutions of the Consulate – from the Légion d’honneur to the lycées – were designed to decompress popular perceptions of time, at least as they related to political life, by charting a verifiable pathway for the nascent regime to develop steadily and incrementally through history. The collective perception of the present was made to expand, re-validating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slowing the unruly onset of the political future. Time would cease to be the medium of ruptu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temporal assumptions embedded within the regime discourses and political practices of the Napoleonic Consulate were centr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own legitimacy.     

《战国策》的成因及文献价值综述

本文通过对《战国策》一书的成书时间、作者、书名以及该书的流传过程和义献价值的论述,考证了《战国策》是南多人写成,经由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的,记载了战国时期策士谋略和游说之辞的优秀历史散文集。     

战国晚期韩国疆域变迁新考——以兵器刻铭为中心

战国晚期韩国疆域的变迁,史书记载有阙。本文根据传世文献与出土的兵器、货币等战国文字资料,详细梳理了战国晚期韩国上党郡与南阳郡等主要领土的变化情况,不仅印证了《史记》等书记载的长平战后韩国固有上党郡的记载,纠正了已有研究中的某些疏误,而且从中得知"南梁"、"襄城"等城邑直到韩王安时仍未入秦,补充了史书记载的阙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