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出土的陶瓷器

我国陶瓷工艺,历史悠久,烧造地点遍及全国。但是从古籍文献中,很难找出有关广西地区烧造陶瓷的记载,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块空白。建国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考古工作中发现古窑址多处,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     

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似乎技术史是中国陶瓷考古的永恒话题,我们很少关注陶器上所反映的社会史信息,这方面得仰仗他山之石来攻玉。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MiriamT.Stark著、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佟珊翻译的《菲律宾卡林阿地区陶器制作传统中的社会因素》一文,以菲律宾吕宋岛科迪勒拉(Cordilleras)山地卡林阿(Kalinga)地区的原始制陶为例,探讨陶器制作过程的技术风格、陶器形态与装饰的物质模式,所体现的族群划分和社会分界,从物质文化的差别中钩沉社会关系,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回归人类学本位。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今后拓展原始制陶的民族考古,具有重要的启发。     

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对象看,华南的许多族群社会、包括汉人社会中都保存大量原始制陶工艺,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调查、充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生付永旭的《广西靖西龙腾中屯壮族的原始制陶技术》一文,首次为我们带来了壮族的原始制陶工艺信息,进一步丰富了原始制陶技术史的民族志文献。     

从北方原始瓷出土情况看南北方文化交流

近年来,随着各地原始瓷器的不断出土以及南方原始瓷窑的发现,对于中国陶瓷考古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目前,学术界关于原始瓷的起源问题讨论激烈,主要集中于"南方起源说"与"北方起源说"两种观点。北方地区出土原始瓷数量多,分布地域广,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陕西、河北等"中原文化圈"及其附近。器形较为统一,与当地陶器、青铜礼器近似,胎质、釉色等也已有进步趋势。并且北方原始瓷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的建筑遗址与墓葬中,当与其珍贵性有关。另外,将其与南方出土的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北方地区出土的商周原始瓷其产地主要是南方地区,但是不排除北方当地烧造的可能。     

青川县竹园金子山乡宋墓清理简报

青川县金子山乡宋墓是在公路建设的基建工程中发现、清理的。墓为石室结构,墓室内有浮雕花卉、生活用品的石刻内容。出土有釉陶器,铜、铁钱币等。这些实物对川北地区北宋时代的墓葬的葬制、葬俗、民风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考古资料的价值,填补了青川县宋墓考古发掘的空白,为地方史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     

从考古发现看蜀酒文化与水井街酒坊遗址

四川有悠久的酿酒历史,蜀酒化源远流长。考古发现的四川历代与酿酒、饮酒题材相关的物极为丰富,在各个名酒所在地发现的酿酒遗址、老窖池、各种酒物,更是充分反映了四川名酒的悠久历史化与丰富内涵。水井街酒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在中国传统酒化的研究上获得了重大的收获。填补了我国古代酒坊遗址、酿酒工艺等方面的考古空白,对探讨我国白酒的起源,即蒸馏白酒的起源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有极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浴火重生 浮彩精华——抗战时期的萍乡瓷厂瓷

萍乡瓷厂瓷是中国近现代陶瓷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在民族危难、国家存亡之时刻,萍乡瓷厂迎难而上,锻造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品,填补了当时江西瓷器制造的空白,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闽南地区宋至清代制瓷手工业遗存研究

<正>福建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的重要产区之一,闽南地区古代制瓷手工业发达,特别是宋代以来发展迅速,其产品多销往海外市场,在海外地区和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中均有大量发现,是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也是目前古陶瓷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和学术前沿之一。本书从闽南地区制瓷手工业遗存的分区与分期研究入手,探讨该地区的窑场分布与变迁、制瓷技术交流、瓷器行销与市场等问题,深入研究了瓷器从生     

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内容看,传统的调研几乎都集中于原始制陶,对陶瓷史上晚近历史时期的窑业技术史缺乏民族志的类比。东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镇、龙窑技术的中心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东南龙窑技术源远流长,但龙窑技术史的复原研究主要是通过东南各省地下埋藏的唐、宋、元、明等历代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展开,闽浙各省山地社会中若干年前仍旧青烟缭绕的龙窑工场,长期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福建博物院羊泽林、栗建安、厦门市博物馆宋蓬勃、陈建国先生合作的《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独辟蹊径,首次披露了一处闽南现代龙窑的形态与结构,将一处近年刚刚停烧的现代龙窑的"准民族志"资料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必将引起窑业技术史学者、陶瓷史学者的一阵兴奋。     

从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郑州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新进展

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发掘了新密李家沟,新郑赵庄、黄帝口,登封西施、东施、方家沟以及郑州市二七区老奶奶庙等遗址。这些工作在如下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一是确立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发展序列;二是发现现代人在中原地区出现与发展的多重证据;三是填补了本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研究的空白。     

越国贵族墓随葬陶瓷礼乐器葬俗探论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历史文化中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其中在上层贵族墓中随葬仿铜的陶瓷礼乐器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根据近年来的考古新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越国贵族墓不像中原和其他诸侯国贵族墓那样随葬铜礼乐器,而是随葬仿铜的原始瓷或硬陶的礼乐器。这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葬俗既非越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不是矿源缺乏和战争的原因,而是对本民族传统葬俗的继承与发展。     

原始瓷胎料的粒度分析与产地探索

本文介绍了古陶瓷粒度分析的原理与方法。利用该方法,对我国不同地方出土的原始瓷产品进行了分析,发现南北方出土原始瓷有所差别,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商代原始瓷应有多个产地。     

西周原始瓷的装饰工艺

<正>原始瓷出现在我国刚迈入文明门槛的夏商之际,流行于整个商周时期。经过新石器时代数千年制陶技术的积累,夏商时期,在原料选择、窑炉技术、烧成温度控制等方面都获得了重大突破,生产出了中国最早的瓷器——原始瓷。从西周开始,原始瓷迎来了发展的高峰。虽然近年来南方各地商代原始瓷出土的数量和地点不断增加,但在整个陶瓷中的比例仍旧较低。而西周时期的原始瓷出土数量大大增加,出土地点更为广泛,浙江及其周边省的墓葬或遗址都有出土。浙江德清县独仓山、南王山西周初至春秋晚期的土墩墓发     

福建考古成果展文物精品赏析

福建地区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7年,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林惠祥曾组织部分在校师生,对武平县城郊的小径背遗址作过科考调查,同时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新中国建立后,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博物院前身）成为了全省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成果累积丰厚。许多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福建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考古探索的领域也突破了原有的界限,把视野拓展到了广阔的海洋,     

“原始瓷器”概念与青瓷起源再探讨

正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长期以来,学术界通常认为,我国的青瓷器是商代原始瓷器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真正成熟的青瓷出现于距今约1800年的东汉晚期。但随着陶瓷科技考古的深入开展,我们逐渐了解到,所谓"原始瓷"的概念实非严格的科学     

论唐代制瓷业的大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达,制瓷手工业也相应地呈现出大发展的局面。全国各地烧造瓷器的瓷窑作坊蓬勃兴起,制瓷工艺技术与造型装饰艺术不断创新和提高;陶瓷器在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中,日愈受到普遍喜爱和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商业贸易、中外友好交往中,瓷器已成为大宗商品或馈赠礼品。唐代的制瓷业,是我国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阶段。利用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结合有关史籍文献,综合分析研究唐代制瓷业的发展与成就,以及促进制瓷业大发展的各种条件和唐代制瓷业对海外的影响等,不仅对研究我国陶瓷史具有意义,而且对深入研     

商周时期原始瓷的产地问题再思考

原始瓷尤其是北方原始瓷的产地研究,向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讨论热烈,但对北方原始瓷产地问题的认识却迄未统一。本文在对已有观点进行述评的前提下,对原始瓷的出土情况、原始瓷的形制与纹饰、制瓷原料的地理分布、制瓷的工艺技术基础、原始瓷的理化分析、商周之际的交通运输等相关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北方原始瓷产地问题的新见解。     

古代制瓷工艺简述

中国陶瓷制作历史悠久。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了陶器。商代,原料加工、烧造方式改进与烧成温度的提升促成了釉的发明,为早期原始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东汉时期,诞生了成熟的瓷器。可见的制瓷著述则要晚得多,如宋元之际的蒋祈在《陶记》记述了南宋景德镇窑事,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景德镇制瓷工序,清代唐英《陶冶图说》述瓷器生产的20项流程等。这些制瓷工艺的经验理论与记载,为我们研究古代制瓷工艺提供了线索。古代瓷器制作工艺大致包括原料的选取与制备、制坯、施釉、装窑与烧窑等流程。     

我国原始瓷起源问题再议

关于原始瓷究竟起源于南方还是北方抑或南北多源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但自从一些早到仰韶文化中期的原始瓷的面世,特别是科技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应该说已经到了重新审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时候了。     

21世纪以来先秦瓷乐器窑址考古新进展

20世纪浙江海盐黄家山、杭州余杭、半山石塘等多处墓葬出土原始瓷乐器,器形主要有甬钟、錞于、句鑃、镈钟等,礼制瓷乐器作为随葬物,为研究先秦埋葬习俗提供了实物证据。21世纪以来,先秦时期瓷乐器考古现有许多新进展。除浙江贵族墓继续发现外,在江苏无锡鸿山大墓亦有数量可观、质量极佳的瓷乐器,同时遗址中也陆续有出土。瓷乐器考古及分析为其产品产地溯源以及先秦时期礼乐等级制度、葬俗特征、越国音乐文化等维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