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关于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读《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正确估价了高利贷资本的保守性,谴责了高利贷资本对小生产方式的冲击和破坏。中国学术界受这一观点影响,对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的历史作用多加否定。但是从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及高利贷资本的实际情况看,它对小农再生产及工商业运行既有残酷的一面,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因为高利贷资本对手工业、商业、矿业等资本性经营放贷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总量的增加。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盛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由于与农业生产的特质及农村社会环境有特殊的关系,贵州农村借贷高利贷较为突出。其原因有：1．农业生产的过程比工商业的过程要长,农业资金流通的速度比较缓慢,资金回收期限延长,放贷者的牺牲既大,所负担的风险也较多,因此,利息高也是必然的。况且农村中私人借贷大抵不太注意借贷的用途。资金的回收无甚把握,故只能藉高利贷以保障其债权。2．由于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茅于轼 政府插手高利贷无用

近期,民间借贷危机愈演愈烈,有中国经济风向标意义的温州频频出现企业老板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高利贷而出逃。温州借贷危机已经引起政府高层关注。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浙江调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并提出多项政策扶持中小企业,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从乡村救灾到市场竞争——以20世纪30年代陕西省乡村借贷为例

20世纪20年代末,西北三年大旱灾,关中尤为严重。为盈利或救济,20世纪30年代,陕西乡村借贷先后出现乡村传统的高利贷市场,新式农贷市场。通过考察新式农贷市场的机构及相关制度、贷款区域、借贷种类与方式及利率期限等,认为这种新的融通资金渠道从最初为乡村救灾逐步转变为陕西乡村借贷市场竞争,削弱了高利贷市场,亦形成乡村借贷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并引起乡村借贷制度的转型及资金融通观念的转变,引起区域乡村社会生产观念的明显改进,进而引起乡村借贷体制的转型。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唐宋高利贷资本的发展

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发展至唐代,进入一个完备、发达的时期,高利贷资本各种经营形式、各种利息都已具备;高利贷对社会经济及人们的生活影响也越来越大。至宋代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察这种发展变化,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规律及唐宋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动都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史学界对唐宋高利贷分别进行了研究,但是还没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作整体考察。本文拟从高利贷经营形式的发展及利息变化两个角度对这一发展作简要叙述。     

日本室町时期的德政一揆及其影响

始于室町正长元年(1428年)的德政一揆是日本近代以前民众斗争的最高形态。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德政一揆频繁爆发,成为该时期民众斗争的主要形式。德政一揆源于高利贷借贷双方的经济矛盾,其主要诉求即在于合法取消债务关系。由于室町幕府掌握着高利贷的税收权,充当了高利贷资本的保护者,因此德政一揆的斗争矛头转向幕府,要求幕府颁布德政令成为德政一揆的最高斗争目标。一揆民众使用武力威胁、打砸破坏等暴力手段攻击高利贷经营者,还利用宗教对幕府的影响力,成功迫使室町幕府颁布德政令。这些行为不仅打破了室町社会的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幕府的财政收入,更冲击了幕府的权威及权力结构,撼动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根基,为室町幕府的解体埋下了肇因。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

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 ,乡村借贷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它们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多有不同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实况     

中国古代借贷研究述论

自2011年8月以来，温州等地有些借债人卷款潜逃、多家公司深陷“高利贷”漩涡、一些董事长因涉民间借贷纠纷被刑拘等系列事件的曝光，使得监管民间借贷这一社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普遍存在借贷。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借贷的形式和影响有所不同，但是在当时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之下，借贷为维持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资本、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     

中世纪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合法性”论争

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公债是一种借贷形式,其合法性论争正是围绕这种借贷形式和教会高利贷禁令的关系而展开。经过长期而曲折的论争,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时期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一方面,变化了的社会情境使人们无法逃避以公债为重要内容的新型生活方式,奠定了公债合法性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变化中的知识精英的话语阐释引导并最终完成了其合法化。     

民间信用——高利贷与私钞

信用是从属于商品货币关系的一种经济关系。历史上最早和流传时间最长的信用形式是高利贷。它“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老远以前已经发生。[第一段]     

16—18世纪中国的民间借贷风险

<正>李洵认为：“公元16世纪前后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世界性的变化中,中国历史的所有值得研究的问题,集中在16—18世纪这200多年中”(《李洵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16—18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当时民间借贷的发展而言,契合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主体的借贷需求,促进了白银等货币的流通。但是,由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复杂性,高利贷的盘剥,     

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典当三题

典当是中国农村重要的金融机关,与其它借贷相比,利息较低,属于温和的高利贷.典当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它不仅是农民重要的融资机构,而且还是连接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桥梁,对农村金融运转有重要的作用.     

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

以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中的“减息”研究不够,对于减息政策缺乏“变”的认识,以为减息1分或1．5分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实际上,除了禁止高利贷以外。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即：1942年以前新债旧欠一律减息1分或1．5分。1942年以后,鉴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严重停滞,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的程度不同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领会深浅的差别,各个根据地对于新债旧欠做了相应的带有自己特色的规定。本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对此做了系统考察。     

1866年《南部宅地法》土地分配方案及其失败原因

1866年《南部宅地法》为了解决美国黑人自由民的土地问题制定了相对有利的宅地申请条件。然而由于缺乏申请宅地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初始资本和其他借贷来源,美国联邦政府也没有在借贷方面为宅地申请者提供相应的扶持,绝大多数黑人自由民并没有利用《南部宅地法》提供的有利条件转变为独立的小农场主。这是1866年《南部宅地法》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吐鲁番出土借贷文书初探

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古代形式上的生息资本)和它的孿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老远以前已经发生,并且出现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亦不例外,早在先秦时代就很流行。唐五代承袭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以来的传统,高利贷很发展。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唐武德时已有官营高利贷,其后曾多次停止,但不久都恢复。内外各级官(厂解),都有多少不等的公(厂解)本钱,迥易取利。经营方式有二:一是官府直接经营,由令史等流外官     

旅游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需要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旅游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后突破了传统的向银行借贷的融资渠道,直接向社会募集。这种融资方式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基础,又为企业在市场中树立了形象和品牌。然而一个企业要获得成功和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清代的京债与地方吏治

京债,又名官债,在中国历史上主要指官员在京城所借的高利贷。官员借贷京债现象在清代尤为严重,从而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虽自顺治朝即颁布法令严禁,但除了乾隆朝一度出台的收效甚微的预借养廉银政策外,有清一朝并无其他解决措施。清廷接二连三的禁令,正是京债泛滥与失控的映射。清代京债的年利率以100%以上为常态,利息高达本金数倍者亦不在少数。虽然研究者认为清代普通高利贷资本的利率有一个逐渐降低的过程,但京债的利率并未显著降低,这正突出了京债的独特性。债官外任,迫于超高利息的债务,不挪用公帑,则朘削民脂,更有带同债主赴任管事而伙同为奸者,由此造成了地方吏治的腐败。     

集群社会资本对乡村民宿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以丹霞山两村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丹霞山两村为例,探析集群社会资本对乡村民宿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集群社会资本由个体社会资本（企业纵向联系、市场网络和个人资源）和集体社会资本（社区合作网络和公共资源）构成。乡村民宿获取个体社会资本的存量取决于关系质量和关系数量,前者有利于降低成本、增加异质资源,后者能够补足企业综合性基础;乡村民宿吸纳集体社会资本的程度在于资源共享度和网络紧密度,前者决定了集体资源的存量,后者制约着民宿吸收转化集体资源的程度。个体社会资本影响企业的初创和生存,集体社会资本制约或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成长。从集群社会资本视角可深化理解乡村民宿企业成长的机理,为我国乡村民宿业发展乃至乡村振兴路径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