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志性解读与志体运用的几点思考——在新方志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

<正>(2010年9月25日)各位来宾、各位同仁:今天借纪念山西新方志工作开展30周年这样一个机会,请各位欢聚太原,展开理论交流,共话事业发展。是一件幸事,也是一件好事。在座各位老专家都是中国方志事业的栋梁,年轻专家是方志事业的未来,能参加今天的学术交流会,既是对山西新方志工作开展30周年的庆祝与纪念,也是对现在山西地方志工作的支持与帮助。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     

对当代志鉴若干现象的思考

本文所称“志鉴若干现象”．主要是指在当代志鉴编纂过程中．准确地讲是进入2l世纪以来．由于编纂人员的某些想法、做法不够规范．而导致新出版的志鉴产生了一些违背自身发展规律及其性质、体例方面的问题．诸如“方志年鉴化”、“年鉴方志化”、“志鉴一体化”等。它不仅会降低当代志鉴质量和利用价值．而且会影响今后志鉴的良性发展。     

试论如何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

编鉴修志，勿忘使命。编鉴修志是方志工作者应尽的职责；积极争取领、导支持是做好编鉴修志的根本保证：选用好人才是做好编鉴修志工作的关键。     

方志文化发展改革浅探

近年来,方志文化研究论述焦点主要是从大文化视野看方志的文化属性,从软实力角度看方志的文化功能,从创新思路谈方志文化的开发利用。方志文化发展要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又好又快多出以志书年鉴为主打、多元化的方志文化产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方位推进方志文化建设;以开放促发展,加强方志界的对外文化交流。     

《广西地方志》重视方志理论研究的三个维度

《广西地方志》在反映和引导基层修志工作实践的同时,对方志理论的研究也极为重视,尤其是在研究方志学科的基础理论、汲取旧志传统的内在价值、探索志鉴编纂的创新方法三个维度给予充分的关注。通过设立专题板块、构建起集中探讨和专门研究方志理论的学术平台,《广西地方志》刊登一批涉及方志学基础理论研究、旧志传统价值分析和志鉴编纂科学方法探索的重要成果,不断为新时期、新阶段的续志编修工作提供内在的思想指导与宝贵的理论支持。     

2003年方志学、年鉴学及相关编著出书30多部

一、方志学专著 4部 :浙江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 (修订本 ) ;浙江韩章训著《方志编纂学基础教程》 ;四川王致修著《新方志续修操作》 ;湖北程林章撰写、季旭东审订《志书编纂十讲》。二、个人文集 9部 :北京赵庚奇著《赵庚奇志鉴论稿》 ;河北王广才著《新编方志文论集》 ;山西任根珠著《西樵志语》 ;河北李继隆著《志苑躬耕录》 ;四川张伯龄编著《敝帚三编》 ;辽宁殷蔚然著《殷蔚然笔耕录》 ;湖北王汗吾著《汗滴吾土———王汗吾史志园地笔耕录》 (CD—ROM光盘 ) ;黑龙江王玉利著《史志文存》 ;四川李剑华编写、谢志强审订《方志基础》…     

山西旧志整理与研究

山西的旧方志是山西省重要的历史化遗产,是研究山西政治、经济、军事、化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回顾本届修志工作,无论新方志有多少创新和发展,都不是凭空从天而降的,而是旧方志的继承和发展。而如同旧方志编纂理论始终处在不断发展中一样,新方志理论仍然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真搞好旧志整理工作,不仅可以为摸清地情,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化建设服务,而且可以为编纂新方志创造良好条件。山西在历史上,就有翻刻旧志的传统,但大规模的整理旧志却是在本届修志工作开展之后兴起的,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了明、清和民国的总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建立地方志编辑学探究

方志编辑学对于编修地方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此,笔者从建设方志学的总目标出发,结合一般编辑学的理论及方志编纂工作实践,对建立方志编辑学的重要意义、基本出发点及其构想等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探究或思考,与方志界的专家和学者切磋、探讨。[第一段]     

对方志事业的新思考

盛世修志且成果显著,但目前方志届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鉴此,笔者提出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的想法,也许对方志事业的稳定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志事业面临的问题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地方志事业从古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现存的八千余部旧志,在我国古籍中,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第一代新方志的编纂工作,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现已接近尾声。据统计,省市县三级志书将出版六千部,一大批佳志问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许多还将会成为名志。可以说,无论是方志理论还是修志实践都…     

物质·制度·精神——关于方志文化建设的思考

从方志发展历史来看,方志文化已远远超越狭义的物化文化范畴,广义方志文化包含人们在方志编纂和应用实践中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方志文化结构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全方位建设方志文化要开阔视野,拓展发展空间,着眼于大文化概念,促进物质、制度、精神文化三者协同发展。在物质文化上,以志鉴为中心,开发多元方志产品,为方志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持。在制度文化上,依法修志,创新工作机制,为方志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在精神文化上,内修志德,外营识志、用志氛围,推动方志精神的传播。     

编鉴 读鉴 用鉴

年鉴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特形式．被称之为“史志快餐”。正因为年鉴具有方志最重要、最基本的特点,又具有短、简、新、快的特点,从而更贴近社会、更适应当前飞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正因为这样,目前,各种年鉴如雨后春笋纷纷亮相。不过．年鉴并非一般闲书或时髦作品．它的编写是一种政府行为（特别是综合年鉴）,传递的是一种社会信息,因而,编鉴的目的是为了用鉴,而用鉴又必须读鉴,编鉴、读鉴、用鉴,     

综合年鉴基本框架的构成、选题、编排之管见

综合年鉴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鉴种。综合年鉴的基本框架是指不同级别(上至国家级、下至县级)、不同年度、不同跨年度的年鉴,有其共同的固定的基本结构,构成了综合年鉴的独有特征,形成了区别其他鉴种、方志的重要标志。     

创新发展新方志篇目

<正>志书是承载社会历史和现状的产物,是继往开来、服务当代、垂鉴后世,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地情书。历代方志都是在不断发展中前进的,方志事业之所以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经久不衰,是由方志的性质和功用所决定的。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     

石荣暲与《库页岛志略》

<正>《库页岛志略》)是我国近代著名方舆学家、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石荣暲先生所撰的一部著名方志。荣暲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4月,原名修忠,字荩年,号靖弇,湖北阳新白沙铺石清人。是著名方志学家蒲圻张国淦先生的好友。山西法政学堂毕业,历任山西调查局法制股股员、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山西中路代理观察使署内务科科长、冀宁道署内务科科长、山西法政专门学校刑法教员、山西省兴县知事,后因触犯军阀豪强利益,被     

关于方志评论的评论

方志评论,又叫方志批评.“明志观之是非,定志材之真伪,别志法之臧否,别志言之宏鄙,鉴志德之崇庸”.它是方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方志编纂向纵深发展,促进方志理论进步和整个方志事业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和创造力.是实施“精品战略”,全面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措施.它可贵之处在于借助外力对已出版的志书编纂实践进行总结和评论,肯定成绩,指陈利弊,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是给续修方志提供编纂经验;二是给方志理论研究提供论据.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方志评论的属性和特征,坚持正面引导,重在建设,充分发挥其“宣传、提高、总结、促进”作用,提高方志评论质量,为     

史志动态信息

依托宁波大学方志学专业教学科研实力,由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钱茂伟、祝建伟负责开发建设的方志论坛(www.Lorefo.com)于近日开通。论坛设有方志政策、方志信息、学术园地、方志评论、名家专栏、宁大方志、方志图书、镇志村志等栏目。方志论坛为我国第一个专业性、学术性方志网站。———《中国地方志》2003.4.由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内蒙古区情网”(www.nmqq.gov.cn)于2002年12月30日正式开通,所设栏目有内蒙古区情、内蒙古大事记、内蒙古年鉴、内蒙古地方志刊物、方志资料、重要会议、组织机构及志鉴动态等。———《内…     

关于志鉴编修的若干思考

第二轮修志工作开展以来,方志界出现“方志年鉴化”、“年鉴方志化”和“志鉴一体化”的修志观念。其原因是由于对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性质、特征未加区别;或在志鉴编纂中存在不正确的编纂态度和方法,也是对《地方志工作条例》精神实质的误解。地方综合年鉴为地方志书提供资料是有限度的和有选择的,并且绝不是唯一的,更不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第二轮修志中一些有识之士为提高志书质量和克服“方志年鉴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于平天写评论的技巧

于平天,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方志学者、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市县志工作处原处长、《河南史志》刊物原主编,从事地方志工作20余年来,在繁忙工作中著述出版《方志杂论集》、《志鉴探说》、《志苑躬耕与断想》,共收入文章百余篇,近百万字。他是一位勇于创新,会发现问题,会解决问题,会提高志书质量的方志专家。他有一手熟练的与众不同的写评论的技巧。     

梁上椿与其岩窟藏志

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梁上椿专藏方志,可谓山西古籍收藏集大成者。不过,其生平和著述情况均鲜见于相关史籍,而其"梁氏岩窟藏书"的概况也尚未被学界了解。梁上椿收藏方志古籍的时间是1941~1945年间,主要在北京、山西两地收集,通过购买、交换、抄写等方式收集183种(188部)方志,其中晋志占175种,且不乏珍本、善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与文献价值。     

明代山西方志编纂考略

明代山西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并产生了初级方志理论。作还从明代方志勃兴的原因、编修的组织形式及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