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奉行反苏、亲日、疏华的政策,在远东视日本为其最主要的盟国。国民政府低调处理与德国政府之间接连出现的重大政治分歧,力图维系原先十分密切的军事经贸关系,虽然未能挽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的召回,却在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着对德易货购料往来,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最后中止,有助于在外交、军事和经贸等领域,支持艰苦卓绝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中德军事经贸合作关系的倒退,也促使国民政府把寻求国际援助的重点转向苏联和英美等大国,从而打开了战时外交的新局面。     

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

如何处置在华德侨是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内政与外交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二战后国民政府的德侨政策经历了由沿用战时办法,到采取德日侨民同等待遇,再到"宽待德侨"的演变。根据《德侨处理办法》,明确以集中、留用、遣送的方式管理在华德侨。在政府监督与德侨自治的模式下,德侨的集中营生活颇为舒适。国民政府留用德侨则采取实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策略。中美遣送德侨标准不一,引起双方关于遣送名单的博弈。二战后国民政府对德侨的管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折射出原本已实现"内政化"的外侨管理复萌"外交化"的故态。     

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反应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结盟问题的理论推断,以"英法苏合作"和"民主国阵营获胜"为前提。由于1939年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春英法在欧战中的溃败,这两个前提一时消失,并带来众多变数,致使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陷入观望和动摇。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同盟诞生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开始好转,但因为苏联的取向未明,蒋喜忧交加,故其初期因应系以中立谋左右逢源。其后,随着对德苏关系及英德战局观察的深入,蒋引导中国外交重返首重美国、促进中美英苏抗日合作的路线。在针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多边外交中,蒋以国际形势压日本接受公正和平的尝试受挫,但其他方面均获基本成功。     

贺耀组访苏与蒋介石谋求中苏互助条约的努力

1939年下半年,苏联与日本在"满蒙"边界诺门坎的冲突结束,苏日妥协,国民政府处境危急。蒋介石根据驻苏大使杨杰的建议,积极开展对苏外交,并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访苏,争取促成苏联与英、美合作,甚至提出了用东北部分主权换取苏联与中国签订互助条约,以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计划。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次中国的外交努力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     

盟友之争:战后中美接收日舰的折冲(1945—1947)

抗战胜利后,盟国预商接收敌产的若干事宜即将付诸实施。1945年10月底,美国代表同盟国施压国民政府,要求美、苏、英与中国共分日舰。这与中方呈交美国"对日舰全面接收以弥补战争损失"的方案截然相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此展开与美国的数次角力,试图填补海上力量空白、抢占受降先机以期独大;美国势必维系由其主导、势力均等的在华模式,因而形成盟友连番对峙的诡谲格局。蒋苦心筹谋,但仍绕不过美国支持的大前提,最终的"抽签分配"与此前初衷已相去甚远。在这场主动开局、被动定盘的博弈背后,是蒋、美对构建战后亚洲新秩序的巨大分歧,亦揭露国民政府倚仗对美外交逐渐中空的残酷事实。     

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成立前夕,蒋介石的国际关系观含有多重成分,其消极的一面特别表现在他的日苏必战情结之中。在此背景下,蒋误判了苏联的缔约动机,并在欧战爆发之初主张对德宣战。其后,苏、英、法、日等国的对华态度,和国民政府内部对蒋介石之因应方针的反对相结合,迫使蒋修正了政策,重返等待国际变化的路线。因应苏德条约的挫折及教训对后来的蒋介石外交具有重大影响。本研究还显示:国民政府此期的外交决策允许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平等的争论,即如蒋那样占据最高权位的人,也不能独断专行。     

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

皇道派和统制派在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日本1936年二二六事变。该事变不仅导致日本国内的惶恐,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格外关注,因为它不仅关乎本国内政,且影响远东局势与世界和平秩序。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视其为危机与机遇并存,不断研究如何利用日本内部及日、苏间的矛盾为中国争得有利形势等问题。一方面,由于蒋介石对日、对苏的态度,未取得任何一方之信任;另一方面,由于苏、日各自基于对国际形势及国家利益之考量,致使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空前期待成为泡影,其"联苏制日"、与日结盟抑或中立的企图均告落空。     

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

朱家骅对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对德立场及联德活动,除在少数论著中略有提及之外,①目前仅有新近发表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一文对此进行了专题论述。②作为现有研究成果的延伸,本文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朱家骅档案,对欧战爆发后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前朱家骅在对德关系中的表态与活动进行考察,通过发表新的背景材料及观点,开展对朱家骅的个案研究,为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德外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弈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评蒙古帝国衰亡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以千户制巩固了统治,国土横跨欧亚。至忽必烈在中原大地建立了蒙元王朝。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后,众多蒙古人返回蒙古本土,与当地统治者发生权力斗争。蒙古本土也因无法为骤然增多的人口提供给养而导致经济崩溃。蒙古人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迫使永乐皇帝率兵亲征,更加剧了蒙古困难局面。重建蒙古强力政权的努力一再破产。直至达延可汗,蒙古再现生机。     

龙游石窟砂岩的水稳定性研究

通过对龙游石窟砂岩胶结泥质中粘土矿物—蒙脱石的性质和结构特征;岩石中各类矿物在水中溶解度的变化;岩体与水反应的表面积,即岩石的孔隙率;与其相作用的水的化学性质,特别是水的pH值变化等方面的测试研究,证明被淹没在水下的石窟砂岩洞室相对较稳定。但洞室的水被抽干后,由于水环境的突变以及随后环境湿度的频繁变化,大大加速了洞室的风化。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我国已进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度是与夏代以后王位世袭制度迥然有别的政治制度。学界一般认为禅让是前国家阶段政治情况的反映。其实,实行禅让制度的尧舜时代已具备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相同的社会特征,文献和考古学方面都反映出这种情况。当时各方国内部已经确立王位世袭制度,禅让只是方国之间推举联盟首领的制度。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尧舜禹时代与战国以后的国家形态还有一定差别,而具有一些区别于后世的自己的特征。     

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

本文依据雍正朝《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相关内容,梳理出雍正帝对工艺品所倡导的“文雅”“精细”的审美标准和要求,并结合传世文物进行了论证,同时对雍正帝的兴趣爱好、鉴赏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进而通过相关历史文献探讨雍正帝审美情趣形成的缘由及其影响。     

野牛的灭绝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命运

野牛是美国西部大平原地区最重要的一种动物,曾对人类的生活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更与印第安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在内战后的西部开拓中,白人移居对野牛进行了野蛮的屠杀,致使野牛灭绝。与此同时,白人拓居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失去生活所依的印第安人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种残暴和不义之举是无可挽回的历史失误。反思这段历史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及其困境探析

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通过政论时评积极宣扬其政治理念,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观、法治观、渐进改良观、精英政治观等,不过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和政治理念本身的软弱,最终导致现代评论派陷入"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的成因和表现,以及其政治理念所面临的困境,将有助于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文化,为探究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提供一个入手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