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日伪政权研究》

2007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敬忠著的《华北日伪政权研究》,23万字。该书分七章,论析了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华北治安军;河北保定县级伪警机构;华北沦陷区日伪新民会;华北沦陷区县级日伪新民会;蒙疆伪政权;伪蒙疆银行等伪政府、军队、警察、新民会、银行的概况。     

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极力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日伪控制华北后,以新民主义取代三民主义,推行封建复古教育,改变学校课程设置,修改教科书,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华北沦陷区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的出现,成为华北教育界的一种畸形现象。日伪用各种方式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也是华北沦陷区教育的特色之一。但任何宣传和说教都无法改变活生生的现实,华北沦陷区的学生大都保有“五四”青年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思想。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实态——基于通县新民会的考察

抗战时期,华北日伪当局成立新民会,以加强社会控制、辅佐伪政府施政。通县位于北京近郊,是日伪当局树立的治安模范县,也是新民会的模范区。通县新民会协助伪政府进行组织控制、思想控制、民意控制、乡村控制,建立了一套从内到外、横跨城乡的社会控制体系。然而,新民会对于通县的控制并不成功。通县作为日伪当局的模范县,尚且如此,整个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基层社会控制效果当不容高估。     

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日伪时期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     

1940年代初期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研究

联庄会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河北省沦陷区的联庄会是日伪拼凑的乡村"群众自卫组织",是"乡村协同体"建设的重要形式。实质上河北沦陷区联庄会是日伪对付中共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而精心组建的伪组织。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对联庄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探讨河北省沦陷区联庄会的建立和主要活动,以及中共争取联庄会的斗争,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华北沦陷区日伪统治和华北沦陷区抗日活动的研究。     

权力、金钱与立场的博弈——从新民会的全联会看日伪在华北沦陷区的基层统治矛盾

1940-1944年,日伪华北新民会中央总会在日军顾问的操纵下连续召开了五届正式全体联合协议会,其目的在于笼络各路汉奸、缓和基层矛盾以及制造倾听民意的声势。然而,历届全联会议案从筛选、讨论到后续执行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充分暴露了日伪基层骨干与日军及其汉奸代言人之间的矛盾。华北日军通过全联会拉拢基层汉奸以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未能如愿。     

日伪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交通统制

日伪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交通统制王士花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伪政权设立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企图统制华北交通，为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服务。考察该公司的设立经过、机构及其在华北实施交通统制的状况，有助于加深对日本侵华史及抗日战争史的认识与研究。一日...     

日伪对华北粮食统制研究(1933—1945)

粮食是重要的战备物资,日本自局部进犯华北至战败,对华北粮食的统制经历了“日满华经济提携”指导下的农粮调查、“增棉保粮”政策下的粮食开发及贸易统制、“重点开发”及封锁掠粮、服务“决战体制”下的行政收买及武装掠粮四个阶段。粮食统制的变化与日本战略扩张及维持沦陷区治安密切相关,本质是维持华北沦陷区的“兵站基地”作用。日伪对粮食进行殖民性开发、劫掠式收购、差别式配给,掠夺强度不断加深,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但囿于华北农情实况和各界抗争现实,日伪主观统制意图与客观经济规律难以调和,粮食统制最终走向失败结局。     

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特别重视对华北沦陷区粮食的掠夺。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更重视棉花的增产,但除日伪强力推行植棉的地区外,华北沦陷区的农民仍以种植粮食作为农耕的第一选择。日本的军事侵略及统治,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粮食的播种面积及单产量都比七七事变前减少,粮食的流通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受到了影响。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减少,农民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一些粮栈或货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铁路、卡车及牲畜运输量的增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伪交通统制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