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安市尹家窝堡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研究

尹家窝堡遗址是辽金时期的制盐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动物骨骼遗存,总数达3439件。包括软体动物类、鱼类、两栖动物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类骨骼,此外还出土了大量骨、角、蚌制品。对该遗址2015年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个体及种群的统计和分析,探讨该遗址居民的生业模式和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为复原这一区域古代居民的生活图景提供重要线索。     

云南西山天子庙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研究

云南西山龙门天子庙遗址是发掘于滇池西岸的遗址,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遗存。这批动物骨骼遗存总数五千余件,包括哺乳动物类、鱼类、鸟类、软体动物类骨骼,并可细分为二十余个种属。本文将利用天子庙遗址中所出土的动物骨骼,通过对动物个体及种群的统计和分析,以推测当时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以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对遗存中动物骨骼的研究,可以对复原这一区域古代居民的生活图景提供重要资料。     

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鱼类遗存初步研究

有学者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鱼米之乡"的文化景观,是从新石器时期就开始出现的。本文是以考古遗址出土的鱼类骨骼为研究视角,通过对这一区域28处遗址出土鱼类骨骼数量、种属、骨骼部位、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等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考古遗址出土鱼类骨骼的特点和长江流域史前先民捕获鱼种的利用情况,探讨了长江中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捕鱼经济的区域性特征和不同时段捕鱼经济发展的历时性特点。     

吴江别称鲈乡的由来

鲈乡,寓意是盛产鱼之地。鲈鱼,又名鲈鳜、大鲈,体侧扁,长可盈尺,重四五斤,巨口细鳞,银白色,背部呈黑斑,微似鳜,“四腮”。每年初春栖息于近海,在咸淡水交汇处产卵,翌年仲秋幼鱼从海入江。性凶猛,以小鱼虾为食,昼伏夜动。主产于松江,即吴江垂虹桥(已圮)附近,以桥南为优。此鱼脍后洁白不变,肥美鲜嫩,肉紧松软而不腥,被人誉为绝世佳肴。后因吴淞江下游地形变迁,鲈鱼由海上溯入江逐渐减少,所以宋代已无常价。     

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研究

2010~2013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植物浮选过程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植物遗存,为了解该遗址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通过对植物遗存以及出土鱼类、动物骨骼进行综合分析,在哈民忙哈先民的经济结构中,以黍为代表的农作物占据主导,采集和渔猎是当时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     

金沙遗址出土木耜的保护修复

金沙遗址出土的农具木耜,是商代末期先民们的遗物,在中国考古出土的古代农具中十分罕见,对研究金沙遗址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近十年中国学术界关于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述论

统万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匈奴族聚居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该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近十年来,统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本文从统万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新发现、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及考古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对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

本通过对考古发现的长江三峡渔具和鱼类遗骸的统计分析,将该区域内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分为东、西两大区域,并对两区的鱼具及鱼类进行归纳、分析和比较,指出研究先秦渔业,对认识三峡古代化、中国渔业史和鱼类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何楼遗址大汶口早期动物资源利用初探

何楼遗址位于鲁西南地区,遗存的年代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汉代及金元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十分丰富,有助于认识和了解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变。何楼遗址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其中哺乳动物以猪为主,鹿等野生动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此外还包括少量的贝类、鱼类、爬行类和鸟类等。通过动物遗存研究,对于认识该地区的古代自然环境、古人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当时的生业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绥滨县奥里米城址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研究

奥里米城址是辽金时期的城镇遗址,2015年城址内发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遗存,总数达868件。包括软体动物类、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类骨骼。对该城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个体及属种的统计分析,推测该城址居民的生业模式和当时城址周围的生态环境,为复原这一区域古代居民的生活图景提供重要线索。     

浅谈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

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

安徽萧县金寨遗址2016至2018年度考古发掘中出土了74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人骨材料。本文对这批人骨材料的性别、年龄和相关现象进行鉴定、判断,认为金寨遗址居民死亡年龄段集中在壮年期。人骨材料中发现大汶口文化居民常见的人工拔牙和枕部变形现象,从人类骨骼考古视角为探讨大汶口文化向皖北地区的扩张提供了重要证据。与大汶口文化核心地区的遗址相比,金寨遗址古代居民拔牙率与枕部变形率偏低,这种式微或许说明大汶口文化在向皖北扩张过程中似乎受到不同文化或理念的影响。     

试论考古与遗址保护

一、考古遗址的价值功能(一)古代遗址的价值功能保存至今的古代遗址,其价值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历史载体。除了传世的古代文献之外,我们了解古代历史的惟一途径就是发掘古代遗址。任何一个古代遗址,都是人类     

安徽何郢遗址植物残体切割形态与脱粒农具的关系

石器和植物残体的相关研究证明,脱粒板曾大规模应用于近东地区。为探索古代中国或远东是否也曾使用过这种工具或类似工具,本研究对何郢遗址植物残体形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周遗址存在切割形态植物残体的证据,以此推测类似脱粒板的农具在商周时期曾被使用。无疑,这一发现对我国古代农作物的脱粒加工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可望深化我国农业考古的探索。     

河南省体育场商代祭祀遗址发掘简报

2015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河南省体育场网球馆项目建设,对该区域勘探所见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环壕、夯土墙、建筑基址、祭祀场、祭祀坑、灰坑、墓葬等丰富的商代文化遗迹,出土了铜器、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重要遗物。河南省体育场商代遗址的祭祀遗存是近年来郑州商城最重要的新发现之一,这一祭祀遗址的发现为郑州商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河南禹县阳翟遗址出土古玻璃的科学分析

考古发掘中出土玻璃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中,通过对古玻璃化学组成和结构特征的科学分析,以探讨其工艺技术及产地问题,是古玻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研究,学界已对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工艺技术特点及产地等问题     

关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

在许多史前遗址中,我们会将与文化遗存共存的大量其他遗物和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比如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就像用静态方法分析器物工具一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考古遗址也一样,它们在发现时也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本文作者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的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不刻地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在本文中,作者对如何研究形成过程,分辨自然动力和文化动力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分辨遗址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考古学家伍德和约翰逊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或对这些关系做出了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出可信的考古学结论。     

淮河中游地区的史前生业经济考察——安徽省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近几年,淮河中游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陆续开展,揭示出这一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生业经济作为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全面认识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和研究视角,成为现今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安徽定远县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遗骸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探讨该遗址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结合双墩等遗址的已有研究,可对淮河流域史前先民的生业经济活动等进行探讨。     

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6号仓窖发掘简报

2011年10月至2014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位于河南浚县的黎阳仓遗址进行了持续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与收获。其中,6号仓窖形制规模宏大,遗存丰富,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仓建设和储粮技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依据。     

蜀酒文化与水井坊遗址

蜀酒文化源远流长,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古蜀酒具,四川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上的酿酒图,到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的考古发掘,结合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使我们对蜀酒文化的演进发展,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可知从古至今,成都地区就一直有着昌盛发达的酒事活动与酒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