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刍议——从两部美国现代史新著说起

刘绪贻、杨生茂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和黄安年副教授著《二十世纪美国史》,是两部引人注目的美国现代史新著。单它们在1989年几乎同时问世这一事实本身,即足以表明新时期我国学者在现代美国史研究领域所获得的长足进步。对这两部鸿篇巨著进行全面评论,非本文所能胜任。笔者仅想在研习上述两书的基础上,就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略陈己见。     

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有一个世纪性的重大共同课题,就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研究。在这一个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地读到新近出版的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这一部专著不仅...     

早期希腊史研究的新趋向——评奥斯邦新著《希腊文明的形成》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希腊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继续研究古典时代希腊史的同时,大力加强对早期希腊、特别是荷马社会和古风时代的研究。1952年,英国年轻的工程师特里斯成功解读了线形字B,证明它是一种古老的希腊语,从而为迈锡尼明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不过,对迈锡尼明的深入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制度上,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

人类文明的发展既遵循共同的规律,又具有各自的特点,表现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古代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既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适应,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对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不能脱离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较的方法和视角。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近年来,随着更多考古学材料的发掘和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应用,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诸多新进展。《历史研究》编辑部约请部分学者撰文分别从考古学、传世文献、文化人类学理论以及语言文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希冀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古代埃及早期统一的国家形成过程

埃及学界长期以来把来自上埃及的那尔迈视为在短时间内通过武力占领下埃及并建立统一的王权国家的君主,学者们无一例外地以那尔迈调色板为最重要证据。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和出土文物的增多,有必要对上述未免有些简单化的观点进行补充和修正。本文旨在强调古代埃及早期统一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多重因素促成的漫长的过程。文章试图通过描写和分析时间上比那尔迈调色板更早,但在体裁和题材上与那尔迈调色板相似的出土文物,来阐述以希拉孔波利为中心的上埃及统治阶层由南向北进行扩张的基本脉络,同时指出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先秦时代边疆形成考察

邑土国家指以都邑为中心、以属邑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商王国狭义边疆,指王畿四境,相当于四戈地区,王畿外缘的边邑或边鄙是其边境;广义边疆还包括“四土”中附属于商王的诸侯方国。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因生产力不发达,商王不能对分布于辽阔地域的各类方国实行直接统治,只能通过臣服首领、索取贡物的方式建立间接统治关系。周王国的疆域格局由王畿和封国组成。按封建制度,各封国的土地、人民受自周天子,周室强大时诸侯国属西周边疆。周室不振,周天子逐渐成为名义上的共主,诸侯国便不能算周朝边疆。周朝边界惟以郊外遂人所居边邑边鄙为限了。     

从“弱国家的神话”到“社会中的国家”:美国早期国家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政治发展学派的兴起,美国学者开始摒弃充斥着意识形态迷思的"弱"国家叙事,转而试图将国家"找回"。这种以"国家中心论"来取代"社会中心论"的努力虽然为美国早期的国家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但由于未能摆脱欧洲大陆韦伯国家观的影响,未能超越既有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视角,最终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美国国家叙事。近年来,在批判性继承"回归学派"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美国新一代研究者试图以"社会中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建构符合美国发展道路的国家理论。重审当下美国国家研究的这一最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国家建构路径的多元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国家与民主的耦合性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动力

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最热门的课题之一。丰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近年的新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各区域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目前至少有"陶寺模式""红山模式"和"良渚模式"等。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是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是指推动国家起源、形成及发展这一演进过程的根本原因,即文明化的动因。对中国早期而言,也是探索其文明延绵不断的深层原因或者动力机制。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与碰撞(战争)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外动力;而务实与创新则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原动力,是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试论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与发展

因为卑弥呼女王的王权尚处于早期的原始阶段,故其官制很不完备,只能说是出现了早期国家官制的萌芽。倭五王时期的官制还是属于一种日本早期国家特色的以地方首长和大王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贵族血缘特色的统治形式,具有非制度化的特点,而且其官职大多受中国官职的影响,氏族血统作为授予职位的唯一依据。不过与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的官制相比,则已经标志着日本早期国家官制的形成。圣德太子所实施的冠位制进一步发展了日本早期国家官制,作为早期国家官制发展的一个顶峰,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由此形成了日本古代国家官僚制度的核心一位阶制的雏形。     

试论齐家文化中可能形成的早期国家

齐家文化遗存丰富,文化脉络清晰,是我国原始文化迈向青铜文化的初期阶段,在齐家文化的遗址及遗存中出现了诸多文明要素,通过分析这些要素可以推断,在齐家文化中可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从考古学角度谈古代中国的区域形成——由施坚雅的区系理论说起

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的区系理论,以及他所倡导的以宏观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健全的法制国家与国民的法治精神——从抗击“非典”说起

当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非典”,进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似乎惟有感动和祝福才能表达一切。然而,在祝福和感动之余,理性地思考一下“非典”蔓延的过程,会发现由此所引发的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在2002年10月份,广州已经发现有人感染“非典”,由于诸多原因致使其未公开化。2003年3月份北京告急,4月份全国告急。值得注意的是,除广州的“非典”为源发性外,其余省份均为输入性的。“非典”蔓延正是由于未对病原携带者采取有效措施所致。对此,虽不排除人类对新生事物认识的客观局限性从而轻视了“非典”的可怕性,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所导…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重要收获——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走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1929年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这部巨著时,在《自序》中说“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他还说自己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其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随着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日益发展,时至今日,学者们所见到的     

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

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黄洋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最早的文献材料,学者们习惯将它所描述的社会称作荷马社会或荷马时代。对荷马社会性质的判断是早期希腊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它同学者们对早期希腊国家形态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国内学术界,占统治地位...     

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正目次一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二新石器时代中期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四总结与讨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有着多样的环境,不同的环境生长着不同的人群。自有人类以来的数百万年间,人类自身及其文化、社会总体呈现"进化"的趋势。但在世界不同地区,社会进化的速率和表现方式是不一致的。就中国而言,多样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及发展传统,而这些几乎都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     

从王政到共和——兼论罗马城市国家的形成过程

在早期罗马历史上,从王政到共和牵涉到一系列错综复杂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试图论述王政到共和的历史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罗马城市国家的形成过程,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彭真早期革命实践与思想的形成

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彭真早期思想的形成，曾经历过一个转变过程，这就是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彭真早期思想的转变，一方面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同“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实践密不可分。     

从二里头遗址看华夏早期国家的特质

二里头文化作为东亚地区首次出现的强势核心文化,多数学者相信中原地区至此已迈入了真正的国家阶段。二里头遗址这一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所显现出的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邑的特征,比如都邑的庞大化与人口的高度集中,都邑布局的规划性以及大型礼仪建筑与青铜、玉礼器的独占,表现出高度的集权、社会阶层分化和行政机构内部专业分工,这正是早期国家所应有的特征。     

芦沟桥枪声辨析——有感于江口圭一教授新著的新证言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起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的卢沟桥事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对芦沟桥事变的起因,即是谁先开第一枪挑起了事端,至今还没有做出“终审判决”。战后,站在公正立场上的日本史学家们纷纷著书立说,以大量血和火的史实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行,认为芦沟桥事变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一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