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广西的弹压委员与改土归流

光绪中期至民国十八年(1929)是广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土司地区的行政长官经历了土官—弹压委员—县知事(县长)的转变历程。弹压委员的设置,是这一变革期的关键。弹压委员设立以后,当地在行政区划地理单位上仍以旧有的土司地方相称,但却为之后改设为正式政区奠定了行政与地理上的基础。弹压委员地位不高,又受到已废土官势力及承审州、厅、县的内外制约,加之清末民初的时局,其在土司地方施政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及与外界的交流。在废土设县之时,弹压委员又成为积极推动者,使得土司地区最后可以正式设置、合并为县,完成近代广西政治地理上的大变革,巩固了西南边疆。     

改土归流前西南土司的虐杀之风

西南土司制度创始于元代。改土归流,以明永乐年间“分思州、思南地重置州县”“为滥筋,渐行于明中叶以降,大行于清雍正间。各地改上归流之时间座标非一,本文所涉及事件之时间上下限亦因土司兴亡而有所不同。大体而言,明代及清雍正以前为本文取材的主要范围。改上归流前的西南土司,固有“不犯法度,好生志诚”②者,但多数土司虐害土民、仇杀不已,虐杀之风,至盛至极。西南土司的虐杀之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促使其盛行的因素有哪些？其与土司制度本身之良窳有何关系？与疆臣流官之良窳又有何关系？与改土归流有何联系？这些,并为本…     

改土归流的进步性

清雍正朝,清政府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行改土归流,基本上废除了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不仅在政治上废除了土司的世袭统治,加强了中央王朝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在经济上取消了领主制剥削,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土司统治时期,土司对属下的百姓在政治上残暴淫虐、严刑酷法,广大少数民族处于土司的残酷摧残和压迫之下,被视如牛马,任其宰割;经济上土司横征暴敛,各种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非常沉重,给少数民族带来极大的痛苦,人民生活于赤贫之中。     

雍正时期改土归流对西南疆域观念的影响

清代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变革。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对清代经略西南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不仅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西南边疆意识的产生。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盐业改革措施及其意义

清末,清政府积极推进川边改土归流,在对盐井进行改土归流过程中,赵尔丰对当地盐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成为当地盐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先后经"腊翁寺事件"、官盐局的设立、商盐局的成立等重要阶段,各项盐业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得以推行。盐业实行制度化的运作方式,使得盐税的征收增加了边务经费,同时为川边改土归流的推行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有效打通了同中印边境察隅等地的联系,维护了国家领土安全,促进了边疆稳定。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鄂尔泰与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年间,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王朝自上而下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旨在进一步铲除世袭土司势力,实行流官政治。这一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而且对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改革的主持者,即是雍正朝著名大臣鄂尔泰。鄂尔泰（１６８０－１７４５年）,字毅庵,满州镶兰旗人,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年）中举。曾在皇权机构中供职二十余年,直到１７２３年雍正帝登基,委以重任,４４岁的鄂尔泰从此出将入相,下江南,入云贵,调…     

改土归流及遵义军民府的建立

从唐乾符至明万历年间,杨氏在播州建立强大的土司政权,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保护边境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全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法制的推进,土司政权越来越不与社会大流同进,甚至产生分廷抗礼的冲动。明万历二十八年,朝廷派兵灭掉播州土司,柳宗元认为"非人所居"的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二府。从此遵义纳入中央直接统治范畴,机构、官员、官制等都由中央制定和管理。清雍正六年,遵义府始由四川划归贵州。     

略论贵州“改土归流”的特点

土司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宋元以来,开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官。明代对土司的承袭、进贡、赋税、均徭、差发、供输、征调、奖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土司制是当时封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又是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地方政权。封建王朝建立土司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又存在着民族矛盾和隔阂,而且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封建王朝的     

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

土司制度的进步作用和走向反面的过程就是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 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等方面,又与内地封建地主政治存在重大差别。于是,元、明、清政府对西南多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不同的政策——即“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这种政策即适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元、明、清各朝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所施行的基本政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民国时期甘肃改土归流后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

民国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使土司辖地被纳入与内地一致的省县体系当中.这一过程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激化了新的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促使甘肃省政府展开界务调整,但实际勘划并不完全与相关勘界法规相符.狄道赵土司辖地乔家沟以耕种土地租户的籍贯为标准而划归渭源;河州何土司辖地何家堡则在甘青省界调整的过程中被划归永靖;卓尼...     

清代改土归流与右江流域壮族婚丧习俗的变迁

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与控制,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在壮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右江流域壮族社会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型。本文以右江流域壮族婚丧习俗的变迁为例,更好地管窥了改土归流对壮族文化的影响。     

“改土归流”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研究

清朝中叶,雍王朝对土家族分布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政策,将原本奴隶土司领主管理的土家族区域的土地改革成为了相应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经济体制。由于改土归流政策的积极实施,导致土家族土司垄断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土家族的各项音乐活动发展都进入了春天。随着改土归流后的儒家等汉学文化的不断深入渗透到土家族内部,土家族音乐也在积极吸收着汉文化中音乐元素,在音乐形式上出现了哭嫁歌、竹枝歌等诸多新颖的类型。在此期间,土家族的戏曲音乐和各项音乐文化也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本文从多个方面对"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音乐活动做出如下研究,仅供参考。     

小议改土归流对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影响

明末清初的改土归流打破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封闭发展的情况,汉族经济文化开始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情况跟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带来了一种怎样的变化,这里还需要我们进行仔细的思考。     

略论满清政府严禁西南人口贩卖政策之流变——以“改土归流”前后的贵州为例

雍正年闾,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前后,针对长期以来人口贩卖给西南地区造成的巨大动荡,清廷辅之实施了一项严禁人口贩卖的政策,希图达到“以靖地方”,进一步巩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目的。清朝政府在西南贵州严禁人口贩卖政策中的最终流变,除了在改土归流中时间过长、俘虏众多、军饷缺乏、军纪败坏、流官贪婪成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外,还与它继续保留历代封建剥削阶级养奴的恶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满清政府最终成为人口贩卖的主犯,恶化了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导致民族冲突不断升级。     

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土司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央王朝采取的必然措施 ,但清雍正朝以前 ,被改流的多是对抗中央王朝或已造成割据威胁的土司 ,改流浪潮始终未波及那些认同和支持中央王朝统治、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土司。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发展及土司制的没落 ,对这些土司的改流成为必然。雍正初年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抓住时机 ,采取适当措施 ,用和平的方式完成对云南汉化土司改流的历史重任 ,并将其妥善安置 ,使之转变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 ,促成了边疆民族土官到封建缙绅的历史转变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清末吸引侨资的政策及其失败的决策因素

清季末年吸引侨资的政策 ,经过逐步探索 ,在引资措施、激励制度、投资环境建设等方面渐露比较健全、规范、注重政策实施步骤等相对科学可行的端倪。但随着引资政策的实行 ,财政本位性对引资政策的反动 ,引资政策缺乏切实可行的优惠办法以及新旧体制的摩擦等深层次的决策性因素 ,制约了吸引侨资政策的深入。这是晚清政府半封建半殖民地本质所决定的。     

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