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石麒阳券考述

1988年春,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从民间征集到一通刊刻于明代万历四年（1576）的阳券石碑[图1]。该碑石灰石质,圆首方底,高88厘米,宽76厘米,厚19厘米。在碑上部镌一太阳,碑四周饰有花纹。碑面以双钩“阳券”两字为题,正文系楷书,28行,满行28字,共计515字。现将券文标点断句如下,作一考证叙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赐正。     

明代总甲设置考述

总甲广泛设置于明代社会组织之中,为明代社会的重要职役之一。治安体系、军事建制、徭役组织以及商税机构等都设有总甲。组织形式主要为总小甲制。不同组织的总甲设置颇有变异;总甲与火甲、保甲、里甲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总甲设置的基本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治安。明中叶以后总甲的衰落与保甲的兴起相嬗替。     

明代福建贡院渊源及建置考述

福建贡院的渊源可追溯至宋元祐五年福州贡院的创建。明代的福建贡院并未承袭宋代贡院建置,而是于洪武十七年在福州城南另址改建,成化七年又因贡院空间有限而迁至福州城内东北处的冶山之旁、屏山脚下,从此再未易址。成化七年所建贡院奠定了此后福建贡院的基本格局,后又于弘治八年,正德十一年、十四年、十六年,万历六年进行过多次修建,规制日趋完备。明代福建贡院的建置是明代乡试制度的有形体现,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修建经费主要来源于公帑,而清代修建经费则主要来自个人捐助。     

“海门县学”考述

<正>地方官学是指各级地方政府依中央的诏令而设立的学校。在传统王朝的教化体系中,地方官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教化、教育、礼仪、科举等多方面的职能。本文以海门县学为例,对其沿革规制、职官学额、藏书祭器、科举人文等诸多方面作一考述,以展现海门之文化。本文所述海门,为后周到清初之间的通州属县,康熙年间被裁为乡,非指海门厅(1912年改为海门县)。     

“满汉全席”源流考述

饮食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大宗、中国最大特色之一。迄今几乎所有介绍餐饮业的文章都沿用如此说法：“满汉全席是清朝宫廷中的大宴,乃为宫廷御膳”、“清末民初,老北京饭庄经营的酒席,是以铺张的‘满汉全席’为主。”不仅以“宫廷”为最高贵,且特色集中于一个“全”字。     

“九夏”考述

“九夏”是阔代九大乐歌之统称。“九夏”的演奏,主要使用钟、鼓、鳟、磬等打击乐器,因而具有较强的节奏感,故在周代的礼仪活动中,多用于控制行礼者的行步之节。《肆夏》是“九夏”中的重要一篇,其演奏场合及演奏对象十分复杂,主要功能是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用于控制行礼者的出、入之行节。同时,它还可以献享给宾客,并具有调和礼仪气氛的作用。《陔夏》之“陔”,为警戒之义。《陔夏》的演奏,主要用于宴饮活动结束时控制宾客的行步之节,防止宾客因酒醉而失礼。     

明代玉河馆门禁及相关问题考述

本文通过对比中朝史料中的相关记载,考证明代玉河馆对朝鲜使者的门禁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试图探究朝鲜使者与明王朝在玉河馆门禁事件中所持不同态度之背后所反映的双方外交:朝鲜使者多次上书要求解弛玉河馆门禁,除追求物质利益之外,更有重建"礼仪之邦"名号的用意;明王朝虽声称恢复朝鲜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模糊其外交政策实质的官方说辞,实际上并未作出过大的让步。     

“秦东门”考述

正矗立于连云港市孔望山秦东门广场的"秦东门"城雕,巍峨壮丽,气势磅礴,且寓意深刻。"秦东门"意即秦朝东大门。关于"秦东门"的专门性研究并不多见,如杨秀春主要对"秦东门"城雕的结构和状貌进行了描写,历史内涵涉及较少,文字简短[1];张向冰主要从"秦东门"的位置和历史样貌两方面,对"秦东门"进行了简要概述[2];彭云对"秦东门"的地理位置和面貌作了简要分析,并认为"秦东门"是一片地理区域[3]。另外有不少研究涉及"秦东门",     

秦汉“亭”考述

秦汉时期的“亭”,是研究秦汉时期地方组织机构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亭”的来源、性质及其作用等,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探讨于后。     

“年选”考述

本文探源年选说并辨析后世学者对年选的认识,认为应从年羹尧整个用人来认识、界定年选;雍正帝在人事上放权给年羹尧是年选的必要条件,而年羹尧用人上的自专与任私是年选的充分条件;年选的终结在于雍正帝重新强调恩威当自朕出,这是清帝实现乾纲独揽的一个步骤。     

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

本文论述了中国明清两代输往葡萄牙外销瓷的史实。作者在论证中结合了西方有关的档案文献及目前存世的考古发掘与官私收藏的外销瓷实物,并重点介绍了早期存在于葡萄牙的外销瓷和纹章瓷。文章指出广彩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不可估量的贡献,而澳门是整个贸易过程的最重要的环节。最后总结出外销瓷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研价值,如今存世不多的葡萄牙人在华定制的“纹章瓷”是中葡关系的历史见证。     

明代宫廷画家职官状况述略

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称谓不一,任职混杂,史料记载零散、简略,给宫廷画家身份的辨认造成一定的困难。从宫廷内部管理状况来看,画家的官职多样且分散,涉及多个职官体系,官职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虚职,在具体管理方面权归内廷太监。本文力图从明代职官体系和内廷隶属等方面切入,区分辨别宫廷画家的官职与称谓,从而进一步认识明代宫廷画家的身份定位,了解明代宫廷绘画创作的运作状况。     

明代私人收藏家百例辨析

我国的民间收藏历史悠久,但直到明清时期才出现了集中的收藏家名录。本文结合资料,将１０７位明代私人收藏家的年代、籍贯、功名行状等基本情况列表分析,以期对明代收藏家的分布及组成特点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系统认识。     

关于清代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几点看法

通过对故宫现藏帝后朝服与朝服像的系统排比,结合有关文献研究,作者认为:1、康熙的4幅半身肖像画分别为两幅朝服像的稿本;2、清代帝后朝服像可分为写生像和祭祀像,祭祀像的背景是程式化的,自康熙以后的皇帝服饰,乾隆以后的皇后服饰是写实的,与制度基本吻合,并表现出时代特征,而此前帝后朝服像中的服饰存在着虚构想象的成分;3、康熙《大清会典》记载的服饰形式是康熙青年时期的,雍正《大清会典》记载的则应是康熙晚年和雍正时期的服饰面貌。雍正元年颁布的服饰制度在康熙晚年已经付诸实施。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驻扎乡间,接触民众,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明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多发区及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较大的地区大量设置。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监管制度的缺位以及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地区巡检司的布局进行适时、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该机构职能的偏离和弱化,引发了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部分失控。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在我国古代,官僚是亲民治国的主体。这批人能否进行有效的治理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合理的升迁路径有助于官员积累治理经验。明代官员的升迁已成规律,其突出特点有二：其一,内外皆历,即低级中央官流向地方,高级中央官员须有地方任事经历;其二,行政与监察轮历,也就是行政官迁向监察官,监察官流向行政官。明代官员流向也有两大问题：一是内重外轻局面的加剧,从而妨碍了内外皆历制度的有效发挥;二是由翰林累官升尚书入阁者因缺少地方任事经历,故其治理能力大打折扣。     

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和摩擦

明代起居注制度时兴时废,但明代初期及后期历朝均有起居注存在,而且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起居注的设置和废寝,对《明实录》的编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影响：前者使实录生动而真切,后者使实录平实而枯燥。明代起居注制度的兴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意识形态与君主专制制度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北魏皇帝赐宴考略

北魏时期,皇帝经常举行以赏赐为目的的宴飨活动。尽管这些宴飨的类别不同,但涉及的社会群体是很广泛的。皇帝宴飨群臣,主要遵循君臣之礼,而皇帝宴飨宗室,则按家人之礼进行。皇帝赐酺宴,则以显示恩德为目的,通过下达诏令,使全体编户民都参与的聚饮活动。这些赐宴活动,都不同程度与皇帝的施政方略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影响。     

京军与明代京城的宫殿庙宇建筑

京军本为守御京师(畿)而设,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皇亲贵戚的生活越来越奢华,京城内的工程修建越来越多,大批京军被抽调借拨到建筑工地,一部分京军竟然演变成职业建筑工人。京军参与修筑的建筑物主要是宫殿庙宇。京军修筑虽然组织方便、节省费用,却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加速了军队的衰败,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丽江木氏土司著作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在承传东巴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和运用汉文化,取得了优异的创作成果,先后有十余部诗文集问世,得到省内外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好评.不仅使纳西族文化在纵向延伸与横向的发展中得到丰富拓展,开创了纳西族文人文化的先河;也使纳西文化渐为中原所知.<明史·云南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本文对这些诗文集逐一提要介绍.